高阳李氏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许倬云  著  邹水杰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许倬云作品)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一本英文旧作的中文译本。按常理应当算是过时的著作，居然又有中文本问世，其实也是还了当年的心愿，因为英文书的扉页上，我原来题赠My People(我的同胞)!至少，现在有了这一机会，将本书呈现给当年题赠的对象了。

本书责任编辑吴晓斌先生要求我加一篇前言，此举即对中文读者交代当年选题研究的背景及一些感受，也是一番回忆。

我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源自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台大聚集了一批中国学术界的精英，能在他们门下学习，真是不知几世修来的福气。在中国古史方面，我受业于李宗侗(玄伯)先生的门下，也同时跟随李济(济之)先生、芮逸夫(慕城)先生、凌纯声先生、董作宾(彦堂)先生诸师学习。这几位恩师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都有自己一家的理论，我在各位恩师座前，聆受社会演化论、文化论、实证论、文字考证及年历之学、田野考古与史料之学，不同方式的思维与辟释，既有趣也不免困惑。

   台湾大学本科毕业后，即有一个相当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出国学习，那时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主张我出国，他以为台大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角，都有那些恩师，诚然风云聚会，但是刚伯师以为“你要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才有能力回过头来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变化”，我记得他还幽默地提起《西游记》与《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在双目之外又有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经过一段初料未及的波折，我在读完台大的文科研究所后，果然去了芝加哥大学，那一股出国的决心，其实是由于刚伯师的那一番期勉。

   1957年到1962年之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由于我的兴趣是中国上古史，学校将我分派到顾立雅(H．G．Creel)先生门下。芝大的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是一个跨院系的研究单位，中国古史只是一个小单元，两河文化与埃及学则是其中主要的部分，顾师建议我着重在读中国历史以外的课程，也相当符合刚伯师的指示。那时候芝大的“东方学”，堪称群英会聚，集合了欧美学术界的大师，盛况空前，虽难断定是“绝后”，至少五十年来未再有同样的星光闪耀。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还接受矫治残疾的长期手术，必须常常往返医院，我会在两河与埃及古史方面多多学习。受上述医疗过程的限制，我只能挑了一些自己最有兴趣的功课：John Wilson的“埃及的中王国与后王国时代的社会”、Helene Kantor的“两河地区与其边缘”、Ignace Gelb的“两河的王朝历史地理”、Thorkild Jacobsen的“两河地区的信仰”等课程。顾师自己则不要求我上讲堂课，却开了一个西方汉学的重要著作书单，让我在医院病床上阅读Maspero(马伯乐)、Charannes(沙畹)、Hirth(夏德)等大家的文章，这些训练使我有了一些文化之间比较研究的基础。

   那时的芝大，既是韦伯研究方法的重镇，也是计量社会学的主要基地之一。这两股不同的方法学，在芝大相互激荡，在研究上有极大的挑战性。我自己一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较有兴趣，为此选修了Peter Blau的“官僚制度”及Berthold Hoseliz的“欧洲中古城市”，也得到John Nef的许可，挑了“西欧经济史”著作，在病床上修他的“独立研究”课。我在芝大住在对面芝加哥神学院的宿舍，凡不住医院时，即住在东方研究所，在此“挂单”。整天与神父牧师交游，近朱者赤，对宗教学有了兴趣，遂取得宗教学大师Mircea Eliade的许可，读了一些他选定的书单，也有一个学期的定期面谈，如此机缘，我的学习方向十分庞杂，简直不知如何归纳为系统!

   因为“杂学旁收”，我不知该属于哪一家的方法学，我也不知该如何答复吴晓斌先生的提问，然而，我从来没有懊悔!

   1950年代的美国，在经历着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革命，民权运动波及全美，我身在芝大，尤其住在神学院宿舍，不由自主也卷入了不断的学生运动，甚至还在身体条件许可时，参加了一些活动。此种经验，对我的学习，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这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次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这些感受，使我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了春秋战国的巨变为论文题目。

   本书讨论社会变动，先着眼个人地位的升降，我将古书中能找到的人名，分期排列，讨论其出身及其社会地位，每一个时期作为一个横剖面，许多横剖面叠架，即可显示各种地位差异的人士，对当时起了何种作用，叠架各期横剖面，即可反映社会性质的变化。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频繁，战争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指标，为此，我又将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定其数值，再按照时期，制为战争指数的横剖面，也叠架比较，以窥见各时期动荡的程度。凡此计量，由于原始材料来源不同，数据性质驳杂，仅能约略显示变化的大方向，如果以此种材料，再借统计方法，计算相当系数，其实反而会有强不知以为知的误导。

   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项，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互相牵动。这一情势，实非预设，而是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当时的学术界“系统论”尚未成课题。本书未用“系统论”为标题，今日回想，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全面思维，岂不与“系统论”的手法暗合?

时过境迁，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古史，添了无数新资料，也多了许多新观点。今日若我再有气力，当重改写本书。我想不少考古数据可以用来深化生产方式的讨论，也可将各地交通、贸易的网络编织交通图与都市分布图。新出战国简牍数据，当然可用来改写意识形态的讨论，甚至重新界定儒道法家的区分。另一方面，核心与边缘的两分论与多中心的文化系统论，颇可成为专章，以论述各地区社会变化的特色，及其相互影响造成的复杂性。如果将比较研究列入，则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不仅可作数种古代文化体系的比较，甚至还可与欧洲近古的社会变动比较。不幸，我已年迈力衰，只是有心，却再没有气力了，姑且留此缺憾，告罪于今日的学者。



   许倬云

   作于美寓所，时值七十五岁生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问题和背景…………………………………………1

第二章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27

第三章  战争和武士…………………………………………63

第四章  新型国家……………………………………………94

第五章  经济的转变…………………………………………128

第六章  观念的变化…………………………………………168

第七章  总结…………………………………………………208

附录：先秦典籍的真伪与年代考……………………………214

参考文献………………………………………………………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