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历史这个东西，越是研究就越有意思。有些李殿图的故事，今天才从一篇关于畲族教育变迁的文章中看到。
我做高阳李氏网站和博客，本来目的很单纯，就是宣扬一下这个家族的荣耀的历史故事。但越看越多，不禁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为这个伟大的家族。
这篇文章作者是黄新宪先生。引自宁国先锋网。呵呵，说句实话，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我怎会发现这个宁国市，怎能知道畲族教育和李殿图的关系呢。
畲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人口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的数十个县中。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其内部使用的语言类似客家语,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汉文在畲族地区广泛使用。清代和民国时期,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畲族人民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教育作出了不懈努力。可以说,畲族教育与畲族社区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唐初,便有了有关畲族历史活动的最早文献记载。其实,在这之前畲族先民便劳动、生息和繁衍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带。早期的畲族社区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没能创办独立的学校,而主要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子弟进行教育,山歌、民谣、传统史诗和故事传说等成为进行初级教育和思想教化的重要教材。这种教育方式的长期流行,与封建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山区地理环境的阻隔,有着密切的关系。低下的教育水平与缓慢的畲族社区的变迁相一致,显示着畲族社区或多或少还残留着原始社会的痕迹。清代,畲族人民在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受排挤的同时,在文化和教育上也受到严重的歧视。据《处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在浙江丽水地区,“畲民……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绝少,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
在艰难困苦之中,畲族人民仍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一些优秀分子以各种方式接受教育,以获得知识,并试图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但是,这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往往招致民族歧视。“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遗种……。”
据调查,衢县下街乡有的陈姓本姓雷,系畲族,因清代时不准考秀才,而改姓陈。另据福建省《建阳县志•舆地志》,记载,清代建阳的畲民中亦有读书识字者,他们热衷于习举业。但“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葸特甚,惧为汉人所攻,遽冒何姓。”
可见,无论是应吏试,还是应科举考试,畲族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改名换姓,甚至不敢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起因于畲族知识分子学识的低下,而是因为他们所出身的民族。社会上往往因一些民间传说而认为畲族祖先系兽类变化而来,是一个低贱的民族,这是毫无道理的。正如邹家箴在《宣平县志》中所记,这种说法本属不经,“盖犹《说文》闽越蛇种,《后汉书》哀牢龙种之类皆出附会。况畲民事隔千年,久迁内地,奉令徙浙,务本力农,岂得目为异类。”
以一种近乎荒谬的理由限制畲族人民接受教育,进而限制畲族知识分子的仕进,反映了清代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

当时,也有一些畲族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大胆要求获得接受教育和仕进的同等权利,得到了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清嘉庆7年,福建省福鼎县的童生钟良弼上书指控某些官吏串通生监以其系畲民为由不准应试。一位叫李殿图的地方官对此表示了极大关注,认为对畲族考生应同等对待。他指出“方今我国家天山南北……其南路为四疆,北路为准葛尔地,即与畲民无异。今北路之巴里坤改为镇西府,乌鲁木齐为迪化州,业经兴学设教,诞敷文德,是未入版图64者无不收入版图。尔等将版图之内曾经输粮纳税,并有入学年分确据者,以为不入版图,阻其向往之路,则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娼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畲民有意排击之,……”
在他看来,既然畲族社区也在中国版图之内,且照样交粮纳税,不允许其应考是不合理的,即使象娼优隶卒这样的贱民,只要三代不操旧业,就允许其应试,对畲民更不应该歧视。在他的支持下,钟良弼考取了府学生员第20名。同一时代的畲族著名歌手钟廷吉为此写了小说歌——《钟良弼》四处传唱,歌颂了主人公的才智及敢于向民族歧视发起挑战的勇气,表达了畲族人民要求掌握文化以及通过争取教育权利达到争取政治权利的强烈愿望。当然,在钟良弼的录取过程中,深明大义的李殿图起了重要作用。清嘉庆8年,浙江巡抚阮元在主持当地科举考试时,也力排众议,允许畲族子弟参加,并提出应当使畲族子弟彬彬向学,不得以异类排斥之。

但是,类似于李殿图、阮元这样没有民族偏见的开明官员在清代毕竟不多,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是对满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普遍持歧视态度,尤其对生活在“蛮荒之地”的畲族更是视为异类,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导致畲族社区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与经济和社会发达地区相比较。统治者对畲族教育更是严重漠视,使得畲族教育极为落后,畲族人口中初通文墨者极少,文盲居大多数。少数有学识的畲族知识分子即使受到一定的教育,也很难在社会上崭露头角。这样,便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即畲族教育愈落后,畲族社区的变迁愈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反过来,这种状态又妨碍了畲族教育的发展。

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家统一,经济有所发展,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处于鼎盛时期。但是,局部的畲族社区的变迁却与这种总体的社会变迁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教育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畲族社区受周围汉族区域的影响,生产力有所发展,但畲民主要还是从事粗放的原始农业生产以及狩猎活动。不少畲汉族地主的水田,但生产工具很简单,生产水平低下,农作物产量也不高。加之大大小小的畲族社区多处于青山幽谷之地,交通不便,生存环境恶劣,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因此,不少民国时期的畲族社区仍然保留了原始公社制残余的特征。导致畲族社区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水平的低下。据吴吕熙《景宁县续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记载:“畲民向无教育,识字者少。而辛苦耐劳类能自给,自优待农工政策实行,畲民受实惠最先,渐呈振兴气象。然以知识愚暗,又贪欲无艺,害群者从而篁鼓之,酿成数次之变乱,虽旋经平定,而痛定思痛,损失为不鲜矣。此后果能洗心革面为守分之良民,以彼俭勤有素之分子,一跃而登家给人足不难也。”
这段话中隐含着对畲民的偏见,但也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缺乏应有的教育,不少畲民谋生的能力差,无法在社会中立足,只好挺而走险,奋起反抗。民国时期发生的多起畲民暴动事件,便是明显的例证。与缓慢的社会变迁相适应,这一时期畲族教育的水准极其低下,形式也比较单一。安徽省宁国县云梯乡的畲族社区因经济困难自己无法办学,当地的汉族地主办有一所小学,但畲族儿童怕受歧视,加之路途又远,往往无法入学。即使出身较富裕的畲族儿童,一般也只能上几个月或一个学期的学,整个社区没有一个高小毕业生,能记帐的就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了。福建省上杭县畲族社区的情况大体与之相似,许多畲民因家贫而无法让子女上学。当地虽然有些小学校,但畲族儿童入学的极少,所以该社区有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据调查,在广东,“解放前畲民大都没有文化,没有一个人受过高小以上的教育,绝大多数是文盲。”
但是,畲族又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民族,他们认为,“延师教子为父兄者所当然也,茅地处乡曲欲延师甚难,……同心协力,可有家人勿与困有家相较,况世少不教而善之人,亦不教而不善之人。古云:千金难买子孙贤,又云: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他们在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情况下,自己兴办了私塾,送子弟入学读书。这样,在旧中国的畲族社区,低层次的私塾教育便成为畲族儿童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如广东潮安县的山犁、碗窑、李公坑,饶平县的石鼓坪,平顺县的凤坪,博罗县的嶂背等地均办过私塾,其存在时间数月或一年或两年不等,时而间断,时而开办,主要视当地的经济力量而定。在福建霞浦较大的畲族社区中,也都设有私塾,就学俗称“读塾书”。各地畲族社区的私塾大都借用畲民的房屋或祖祠,每所私塾一般只有一至二名塾师,学生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塾师的报酬由学生家庭摊派负担。就学者多为男童,女童极少。学生的数目不等,时多时少,农闲时学,农忙时停学回家帮助搞生产。教育内容主要是识汉字、学汉文和接受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还教授五言杂字、珠算等实用性较强的内容。学习年限依据学生的年龄及接受的程度而定,通常是六年结业,但不少人中途缀学。学生初入学叫“发蒙”,履行礼仪后,就进行点教,一至二年后,视其程度,再进行串讲。教读方法采用注入式个别教学。上课时,塾师坐在大方桌后的大椅上,学生逐一到跟前侍立,聆听教诲,然后回原位端坐,或背诵或练习。作业经塾师圈批后,当天发还。所授课业,天天背诵,一一过关。不能熟背者,往往被罚打手掌。
由此可见,这类私塾与汉族地区的私塾没有什么两样。畲族社区私塾的教学水准比较低,这与塾师的水准低密切相关,不少塾师本身也只念过数年的私塾。即使是这种低层次的私塾,不少畲族社区因经济方面的原因竟无法举办。广东潮安的黄竹洋,海丰的红罗村,惠阳的南阳、角蜂、礴祭下,博罗的长坑,增城的下水等地,解放前都没有办过私塾,也没有一个人到外地去上学,故这些地区至解放时没有一个畲民识字。

除了私塾外,在一些大的畲族社区,也曾办有少量初级小学。1934年,福建省霞浦县的盐田乡和松南乡曾创办过两所小学。1938年,福建省福安县地方当局曾在畲族社区创办过两所短期小学(季节性学校),但不久就停办了。福建省福鼎县于1936年至1948年间先后在桥亭、才堡、佳阳、佳山、浮柳、梅溪、础亥窑、油坑等畲族聚居乡村办过国民学校。这些学校的寿命长短不一,时间长的几年,短的几个月。到1949年,只有桥亭、才堡两所学校还在勉强继续办学。除了地方办学外,一些外国教会也曾在畲族社区办学。1930年,3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在霞浦县草岗村的教堂内设立了“圣义小学”,聘有一名教师,免费招收30名畲族儿童入学。4年后因教堂被烧毁,学校停办。畲族社区的初级小学条件较为简陋,多借用祠堂或民房的大厅上课,课桌椅由学生自备或由学生以木板垫上砖头、石块代用。在这类学校中,畲族子弟入学往往遭受民族歧视。浙江平阳县王神洞的畲族子弟入学时要比同年级的汉族学生多交1/3的学费,否则就不予接纳。他们在学校里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有的为了免遭歧视还要改名换姓。在这种情况下,畲族子弟入当地小学读书者极少。据统计,1949年以前霞浦县畲族子弟入学读书的约有80人,其中读完高小的只有7人。福鼎县浮柳片有畲民1000余人,但正式上过学校的仅有1人,这就导致了各个畲族社区教育水准十分低下。在畲族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两句话:“找人无人,要告无钱”。意思是说本民族的人没有文化,要告状,写状纸都找不到人。私塾数量少且水准较低,一般畲族子弟又难以进入正规小学,在这种情况下,畲族人民便采用一些传统的方式对子弟进行教育。其一是唱畲歌。畲歌是畲族子弟的启蒙老师,也是畲族人民学文化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每个畲族儿童还在襁褓中,就开始随母亲参加各种歌会。因此,畲歌的多种曲调不用学就都听熟了。到六、七岁上山放牛时,可以学着大人的样子哼唱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所学到的歌曲也就多起来,有的还运用汉字来注音,来编新歌。在畲族社区中,手抄的歌本非常多,几乎每家都有,多的有10本-20本,每本都有200-300条。通过唱歌,不仅学会了认字,还从歌里学到许多历史与自然常识,比如三皇、五帝的传说,自古至今的历代大事,畲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故事,多种节气、时辰、花名、鸟兽种类等等。通过唱畲歌,不仅可以接受文化教育,而且还可以学历史、学自然知识和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难怪有人认为,畲歌尤如一方厚土,为畲族人民提供着丰实的文化成果。其二是通过祖训箴规,既进行知识传授,又进行84道德教化。现存的福建永定《钟氏族谱》详细地记载了畲族先民的许多祖训箴规,如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族义当敦、远族宜亲、教子宜严、嫁娶宜慎、贪而不诌、富而不骄、祭扫坟墓、保藏谱牒等。其内容详尽具体,文字通俗易懂,要求明确易行。如“耕读当为”条,便要求“凡吾子孙,不读则耕,不耕则读,二者人之大端。勤耕可以养身,勤读可以荣身,苟或不耕,则仓禀空虚,便有饥饿之叹;苟或不读,则礼义皆疏,便成愚蠢之人,此耕读者为子孙当首务也。”又如“教子宜严”条,规定“凡吾子孙者,必以义方教子,弗纳于邪,骄奢淫逸,纵俗放荡,是走邪路之开端也。勤劳俭朴,忠厚诚实,是兴家立业之途径也。必以正道以教育,切勿宠爱而任之,择严师以教诲,使其立志成人也。”10类似的祖训箴规在畲族社区还有不少,这些文字材料既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道德教化的极好教材,又是下一代人读书识字的合适读本。在无法进入正式学校学习的情况下,熟记祖训箴规不失为畲族儿童接受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旧社会,畲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长期过着“画画记事,刻木记数,结绳记帐”和“野菜当粮草,火笼当棉袄”的原始落后、极端贫困的生活。畲族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畲族青壮年文盲达98%。11教育的落后,限制了畲族社区各方面的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支持,人口的素质比较低下,自然无法在发展社区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提高文明程度等方面有所作为。尽管畲族人民为争取自身受教育的权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局部地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从总体上看这种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使畲族人民摆脱教育的落后状态。严酷的现实雄辩地表明,发展教育是象畲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摆脱愚昧与落后的重要途径,人口总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畲族社区朝健康的方向变迁。同样,只有变革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改造旧的社会关系,才能为畲族社区的教育提供必备条件。这只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畲族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充分拥有了民族自决权后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