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本文作者：司徒允
摘自：《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2004-12-30文章
　　在民国史上，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被并称为国民党"四老"。而四人中的蔡、李二位尤孜孜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前后40年的交往与合作，彼此相互影响的程度之深，显而易见。惜之，以往由于二人晚年政治取向的些微歧异，史家对其历史定位差距颇大，或扬此抑彼，或着力夸大二人在某一时段、某一问题上的龃龉，致使其协力共事的史实出现扭曲，甚至湮没不彰。
　　蔡、李之间有不少连带关系：当年元培赴京补应殿试，石曾之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为主考官之一；李赴法、蔡赴德均分别跟从清外交使臣孙宝琦，亦先后均得孙氏照拂；蔡留德时之好友齐寿山，与李氏乃世交；尤为重要的是，蔡、李二人与吴稚晖的交往均非恒泛，概可谓契友。上述诸项，显然是促使蔡、李在德国柏林订交的有力外因。1907年夏秋之际，李石曾自巴黎到柏林，与在此游学的蔡元培聚谈数日，二人由此订交。
　　1913年10月，蔡元培举家来到法国，暂寓巴黎近郊科隆布镇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内。两个月后，李亦偕眷由沪到此，蔡、李两家一时朝夕相处。此地可谓李在法经营多年的大本营，除公司之外尚有印字局等设施，亦即李早先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之"世界社"的社址。蔡家居此，多赖李氏关照，午、晚两餐包于公司，法语教师即由李的好友欧思东充任。不久，李家移居附近之蒙达尔纪城，蔡家亦觅屋别住。不过蔡、李此时过从甚密：二人先后共同筹办《世界月刊》和《学风》杂志；应李之邀，蔡往蒙城为俭学会两周举办一次的讲演会发表演说。显然，李石曾在法创办的各项事业，因蔡元培等人的到来和诩赞而更为活跃。翌年夏，欧战爆发，蔡、李两家再次汇合，向法西南部迁徙。他们先是避居漠觞村，后移至小镇圣多耐，不久又迁往南部城市都鲁士。其间，蔡、李二人共同发起组织"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积极设法帮助留学生转至法西南各省继续肄业。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坚邀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好友来京共同效力最高学府。吴、汪二人绊于他务未能应约，惟李石曾爽然返京，与蔡共事于北大达五年之久。李石曾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课程，是在同年9月间，据李忆述："（胡）适之与我同日到校，都在文哲方面。""我在北大哲学部门关于生物学与社会学任教授，每周至多两三小时，多研究而少上钟点，......但我于北大的关系亦非不密。"在北大期间，蔡、李二人还共同参与了其他一些社会政治活动。1921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蔡闻知即刻访李和法人锋尔孟，经商议不与保守的法使馆交涉，而直接发电给法驻沪领事，此人较开通，或可设法。"陈案"了结后，蔡、李又与李大钊等在《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募集讼费启事》，予以救助。1922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抵京，蔡与之会谈，李参与了部分活动。
　　1927年3月底，蔡元培、李石曾暌隔四年后聚会于上海。此时期，蔡、李常常联手奔波沪、宁道上，参与军政大计，二人出席了蒋与冯玉祥晤谈的徐州会议，又曾为宁汉合作多方斡旋，当得知蒋将通电下野，二人又连同胡汉民等追至上海予以挽留。不妨说，南京政府创建的最初几年，是蔡、李政治生涯中最为活跃的时期。
　　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京津，被奉系军阀改组为"京师大学校"的原北京大学师生开始谋求复校，蔡元培赞成恢复原校名。但在国民政府讨论该问题时，被视为李石曾一系的易培基提议将北大更名为中华大学，由蔡兼任校长，到任之前，由李代理。此议即获通过。蔡对北大易名仍持异议，遂在6月15日大学委员会会议上申明不赴京就中华大学校长之职，会议改任李为校长。是日会上，胡适为校长人选与吴稚晖、易培基发生激辩，吴指胡为"反革命"，并称"蜀洛党争"乃问题症结所在，而胡对吴等"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甚为不满，"决计避去"。而蔡于会上会后只有"感叹于社会的太复杂"而已。胡乃蔡长北大时倍加倚重之人，其出任大学委员会委员一职，亦蔡力促而成，胡对于李一向不甚看重，故对其出长北大不以为然。吴所谓"蜀洛党争"，乃暗指蔡氏"北大系"与李氏"中法系"之争执。后来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及"李、蔡两系之龃龉"一事，并谓："吴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这便是胡适责吴"只认朋友，不问是非"之缘由。
　　此后，李石曾被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其实力地位明显增强。8月16日，大学委员会审议李提出的设立北平大学区的议案，即以北平政治分会所辖区域为北平大学区，设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合并前国立九校及天津北洋大学，统称国立北平大学，分设各学院并由大学代行省教育厅行政。蔡元培鉴于江苏、浙江两大学区试办以来问题迭出，无日不在扰攘之中，而新建规模更大的北平大学区势必更甚，遂主张"慎重"。蔡、李意见大相径庭。然会上蔡居少数，李的议案获致通过，国民政府旋即任命李为北平大学校长。蔡极度失望之余，于会后翌日递交辞呈，辞去大学院长等本兼各职。盖可断言，此时蔡、李关系呈现紧张之势，从同年11月末吴稚晖草拟复蔡函稿中当可窥知一二，内云："弟于教部、中大、劳大，以及北平学界、北平文化，皆从无主张。不过夹在中间，彼此嘱我传话。弟之主旨，不愿见洛蜀之交哄。其法以五雀六燕，均得其平为原则。以不令毛细得失，牵及巨大政潮为希望。两方于我，初无利害可言，此必先生所洞知也。我何铃曾系，而亦何铃可解？此先生极多误会也......弟知此等毛细臭事，尽其拨弄，必至破坏一切旧交。"蔡致吴原函，尚无从查考，以吴复函稿推断，蔡对吴不无责备之辞，致使吴急欲辩白，且因一时冲动而"过甚其词"。自称"夹在中间"的吴尚目如此，遑论"洛蜀两方"？
　　不过，蔡元培、李石曾间毕竟无原则性歧异，长期合作的经历使其在具体问题上的一时龃龉能够化解，依旧保持整体合作态势。当年冬，李离宁北上，着手组建北平大学区，却遭各校激烈反对，尤其是北大师生，为反对接收而停课护校，示威学生捣毁李的办公室，并冲击其住宅。李强行以武力接收，仍归无效。李遂迭电蔡："恳先生就近催促中央电示以办法，严制学生不得再有轨外行动，......盼先生与中央诸公主持解决。"为缓解风潮，蔡同蒋梦麟于12月6日联名电劝学生勿走极端，"极望长思远瞩，无令空穴来风"。其后，蔡和吴稚晖与北大来宁请愿学生代表李辛之等晤商变通办法，将大学区内原北大三院统称"北大学院"，以保北大独立性质。至此，护校风潮暂息，而反对大学区之声浪仍此起彼伏，难有宁日。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停办大学区，北平大学区于暑期停止。李石曾为此致电蒋介石等，力阻废止大学区，并请辞北大校长一职，仍请蔡元培任之。大学区制的废止，可谓蔡、李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大失败，而北平大学区引发的学潮，尤为李氏教育生涯的一大顿挫。
　　"九一八事变"后，二人作为国民党宁方代表与粤方汪精卫、孙科等数次和谈，终于促动蒋、汪合流。抗日战争开始后，蔡移居香港，李则奔波于港、渝及中法之间。蔡、李在港偶有会面，更多是书信往还。1939年10月蔡的《日记》载曰："18日，得石曾5日昆明函，言近日由港飞渝，由谕飞滇。现即转法。欲谈而不及谈之事，当由李润章等转告。并言到巴黎后，即访柏龄，嘱以柏龄住址告之。"柏龄，乃蔡第三子，时留学法国，德、法战争爆发后无音信，遂托李查访。这或许就是蔡、李间最后一次交往。
　　蔡元培与李石曾的交游共事已经越出个人往还的限域，而与民国文教诸多方面息息相连。二人虽参与多项政治活动，且一度涉足中枢，然终非政治中人，其活动重心和兴趣所在仍为文化和教育。蔡、李之国学根基显有区别，而西学素养亦参差不一，但二人同处清末民国的大背景下，又有相似的旅欧经历和人际网络，其思想、志向颇多一致。蔡雍容大度，惯于包容，于新旧学界，皆孚人望；李出身名门，热心公益，勇于创业，铺展颇广。蔡、李联手，各展所长，事业即突飞猛进。但二人为理想所驱动，其治事往往流于疏阔笼统，一些事兴于斯、亦败于斯。南京时期，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两系亦曾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不过，总体而言，蔡、李仍是合多异少，大势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