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李氏 http://blog.coinlish.org/index.php 多少辉煌过往，多少公卿将相，高阳李氏和您一起细思量，诉衷肠…… zh-cn Powered by Bo-blog 2.0.2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87 《明史》 - 由来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Fri, 07 Nov 2008 12:25:03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87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李霨及徐元文、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
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
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Tags -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5 疯狗咬人与李霨正历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Sun, 20 Apr 2008 04:10:25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5 中华五千年网的资料，一个是李国文先生的作品（我对李国文的文章之敬仰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抑，他实在是太棒了，佩服之至，宾服之至，强烈推荐去购买李国文先生的作品，太棒了！）——《疽发背而死》。情况是这样的，在研究李霨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了解到李霨曾奉康熙帝之命和图海、索额图、明珠等前去勘定历法的真伪。勘定结果是“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算是为汤若望平了反。李霨事迹隐匿于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之中，难以悉查，只有一点点发掘才可逐渐理清。而在文中看到了杨光先的名字。杨光先这个人可恶可恨，这是我以前拜读过的李国文先生作品《疽发背而死》中专门论述过的。于是转摘李国文先生作品，让大家了解杨光先和那个时代的历史原貌。正像李国文先生所说：“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诸君不可不查，小心这样的疯狗！
这里先摘取一段中华五千年网作品《第四节 统治集团的纷争与人民的反抗》中的一段，然后转贴李国文先生的大作——《疽发背而死》。
康熙帝自即位以来，不仅随汉人儒臣学习儒家经书，也还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不能不和理学的倡用形成严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著述和工艺品。利玛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赏识。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一时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依西法改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未及颁行而明朝复亡。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汤若望上书多尔衮，请用新历，称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次年清朝正式废明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自称“素以理学自信”、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并控告汤若望“暗窃正朔，惑众谋反。”顺治帝不予审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辅政大臣逮汤若望入狱，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次年，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又著书，题为《不得已》，攻击西学，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出狱后病死。

　　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故不行，由吴明烜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李国文先生作品——《疽发背而死》


该作品从人民网《大地》栏目转载


　　1655年（康熙四年）的八月，京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将一个叫作杨光先的不懂数算不通星象的官员，调任钦天监正。当然，对偌大帝国而言，在其统治机器中，有若干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不会影响运转的。但是，他谋到这个职位，却是由于非常之“阴损”，害死了几十口子人。他当上大清王朝国家天文台的台长，一当就是四年。
　　由于他压根不懂历法，哪月当闰，哪日当食，都是一笔胡涂账，老百姓也就随着他，过起四时八节都不准确的懵懂日子。这是发生在大清帝国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话，反正地球也不会因为这位天文台长狗屎而不转，老百姓也不因为该食不食、不该食天狗却把月亮吃了而睡不着觉。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修养，耐心地等他玩儿不转的时候自动下台，很少把不称职的官僚给轰下去的。
　　“损”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损”，加上“阴”，比“缺德”，似乎更坏一点。杨光先此人，不学无术，一无所长，本事有限，但“阴损”，却是强项。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据《清史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谓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
　　杨光先就是这样一个自封的道德警察，一个以捍卫道统自任的伪君子。他深谙黄鼠狼单捡病鸡咬的道理，一只病鸡，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鸡，而一只失去抵抗能力的鸡，也是不用费力就可能咬住并咬死的鸡。在15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佬，被视作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这个外国佬，引进的伽里略天文学理论，改了中国老祖宗的历法，被视作邪说，也是不必奇怪的事。这位来自日尔曼的科隆人汤若望（Schall von Bell·Adam），恰恰是只毫无疑义的病鸡，不咬这只异端邪说的外国鸡，还咬谁？
　　黄鼬咬住一只病鸡的时候，决不假道学，假正义，目的就为果腹。而整人为业如杨光先者，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一只尖牙利齿的黄鼬，而总是要竖起坚持什么，捍卫什么的大旗，振振有词地来咬你。所以，他著《摘谬论》和《辟邪论》两书，高调与棍棒齐下，批判和揭发同举，攻击汤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后没有强势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无人响应，因此，只好草草收场。
　　不过，这小子阴损得很，暂时收兵，并不罢休，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平心而论，那位怀着宗教热忱的日尔曼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1622年（明崇祯二年），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起到科学启蒙的作用，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么腐败，官吏不那么贪黜，李自成、张献忠不被逼得起来造反，从15世纪就赶上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也许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作为耶稣教传教士的汤若望，来到京城，很快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徐光启，如方以智，成为朋友。“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祯于是任用这个外国人，来当中国天文台的主管历法的官吏。读史至此，真是为明朝这位末代皇帝喝彩。如此胸怀，如此气度，比之今天那些对改革开放仍在摇头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执行锁国政策，“一板不许下海”，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外国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市井混混之流。但是，在明朝为千户长的杨光先，看到崇祯皇帝拍板用这个汤若望，他当然不敢张嘴呲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俺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并给汤若望加官进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手，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鸡在眼前，硬是咬不着，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五计六受，浑身不得劲。
　　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青皇帝屠灭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料想这位皇帝，会因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而加以排斥，趁此他可逮一把便宜。谁知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杨先生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教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20世纪60年代的话，很可能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轸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清史稿》）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蛋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廷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青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行成立。
　　幸而孝庄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里略天文理论的日尔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从此，“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年青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时，已是康熙八年的春天了，老百姓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中国人喜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报应终于来临。
　　杨光先病了，不上班了，籍以“推诿”卸责的“风疾”， 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开头引用过的那句《圣经》中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死得难看，死得煎熬，是不会放过这个道德害人虫的。
　　但是，听说要让南怀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作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严惩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圣祖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疽是一种恶病，也叫痈。这个阴损的小人加坏蛋，从北京抬回安徽歙县，一路上，糜烂溃败，流血流脓，污秽肮脏，臭不可闻。看来，不让他流尽最后一滴坏水，是绝不会让他痛快死去的。
　　通常用“疽发背而死”这五个字，加诸于谁的盖棺论定上，可以肯定，这个家伙生前，大概不是东西。这是一种很丢人的死，可耻的死，不同于一般的正常死亡。因此，也在提醒世人，报应之说，固属无稽，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圣人的话，还是值得戒之慎之的。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4 统一台湾（探索·发现2004-161）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Sun, 20 Apr 2008 03:33:39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4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清一统天下全图
　　郑成功原籍福建南安县，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生于日本平户。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在他20岁的时候，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
　　这时候，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几位明朝大臣一起，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皇帝，历史上称隆武帝，树立了抗清的旗帜。
　　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芝龙投降清朝，而郑成功却继续抗清。顺治末年的时候，郑成功还在坚持抗清，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郑成功决定进取台湾，将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这时候，台湾已被荷兰占领了38年，郑成功要收复台湾，只有与荷兰殖民主义者决一死战。
　　顺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领船队于金门料罗湾出发，到达澎湖，等待战机。几天后，郑成功大军冒风雨，出奇兵，乘着大潮越过鹿耳门航道，在台湾登陆。

　十二月十三日，在郑成功军队的强攻下，自知必败的荷兰殖民者终于投降，荷兰对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郑成功也成为第一个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收复祖国领土的民族英雄。
　　此时清朝已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基本已经被平息，统一台湾的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以郑成功之子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实际上已成为非常孤立的割据势力。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福建南岸郑成功陵墓
　　从康熙二年到二十三年（公元1663年—1684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康熙始终坚持统一的原则，以“抚”为主的策略，清军与郑家军打打谈谈，谈不成再打。
　　康熙二年，清军进攻金门、厦门。清军将领马得功战死，最后金门、厦门仍然全部被清军占领，郑经在大陆上已经没有一点地盘了，他被迫撤到了台湾。
　　接下来的两年，清朝政府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统领清军水师两次大举进攻台湾、澎湖。因为遭到海上飓风袭击，这两次进攻都 没有成功。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 福建厦门胡里山炮台
　　清朝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策略上作了些调整。一下子打不下来，就改以谈判、招抚为主了。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清朝派总兵孔元章去台湾，向郑经表示，如果愿意削发称臣，可以封他为“八闽王”。但郑经却提出，他要在中国版图之外当个国王。
　　清朝政府没有放弃和谈。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在康熙七年的时候，把福建水师都撤了，水师提督施琅也被召回京城。在这之后，清朝政府再次特派刑部尚书明珠，携带康熙诏书去与郑经谈判。但郑经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仍然坚持“照朝鲜事例，不削发”。也就是说，他只能像当时的朝鲜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藩属国。
　　康熙听了奏报，说：朝鲜从来都是属于外国，而郑经是中国人，如果他在台湾而不剃发，怎么能说明他已经归服了呢？这说明，康熙坚持统一的大原则，坚决反对郑氏政权自外于中国的要求。
　　郑氏集团的立场，促使康熙开始下决心对台湾由抚转为剿。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出现重大转机，清朝政府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重新设立福建水师提督，并极力推荐仍由施琅担任。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并决定，恢复设立水师提督的建议被采纳，但是当时任命的水师提督不是施琅，而是万正色。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荷兰殖民者赤嵌投降图
　　万正色一上任，立即抓紧修理旧船，赶造新舰。先以新船配官兵，开赴定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舟山进行训练，同时奏请朝廷，迅速调兵遣将。康熙得到万正色的奏报后，随即命令江南总督何席熙迅速挑选2000名优秀炮手，飞速赶赴万正色的军前报到。
　　康熙二十年正月（公元1682年），郑经中风死去。据姚启圣奏报，郑氏集团内部再次发生王位之争，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承了王位。
　　康熙皇帝在得到郑经病死和台湾内乱的密报以后，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果断地将原来的福建的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为陆路提督，把具有丰富水战经验的施琅，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并且加太子少保衔，而且叫福建的总督巡抚和福州的提督，偕同施琅一块进取台湾。施琅坚决主张先攻澎湖，再取台湾。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施琅命总兵董义、曾成等，率快船23只，前往澎湖侦察。董义等人于六月初四日中午开船，第二天午后驶抵澎湖。初八日回到厦门。“来去无阻”，非常顺利。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六日，康熙在乾清门再次询问大臣的意见，大学士明珠说：让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终于批准了施琅的作战方案，同时授予施琅全权军事指挥权。并指出施琅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决定如何进剿。
　　台湾郑氏集团在得知清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以后，马上进行了布置，加强防守，摆开了架势，准备迎战清军。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靖海纪事　　据《靖海记事》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公元1683年），施琅在铜山港誓师，率精兵3万多人，大小战船300余艘，扬帆直驶澎湖。十六日晨，清军水师与郑军船队在澎湖洋面开战，战斗极为激烈。施琅的指挥船遭到郑军围攻，右眼受伤，差点当了俘虏。
　　清军失利以后，马上退兵外洋。清军经过调整准备，六天后，再次发起进攻，寻求与郑军决战。
　　施琅将战舰分为三路，自率56艘，攻击敌水师主力，另有80艘继后。每路中再分三队，不列大阵，约好每5艘攻击郑军1艘。
　　这一战术，发挥了清军在数量上的优势，结果刘国轩大败。郑军的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只有刘国轩等少数将领逃回台湾。


　　澎湖大捷传到北京，康熙大喜过望。澎湖是台湾的门户，以清军的优势这时候一鼓作气攻打台湾，是可以获胜的。然而康熙还是决定下旨招降，并即派侍郎苏祥赶到福建。
　　这时的郑氏集团已惊惶失措。郑克塽急忙召集部下，商议对策，结果是意见分歧。
　　施琅马上将郑氏集团内部分歧奏报给康熙皇帝。康熙及时发布命令：郑经之子郑克塽等，如果能率军民人等登岸投降，将赦免从前的抗违之罪。
　　在清朝政府的感召之下，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捧表归降，交纳了土地、户口、府库册及大印。施琅于八月三十一日登上台湾岛受降。秋天，台湾兵民剃发，台湾终于统一了。


　　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后，妥善安置了所有投诚人员，又宣布免除海岛三年赋税差役，当年应缴纳的谷租也减去4/10，受到全岛军民的热烈拥护。郑氏家族对抗清朝政府40年，康熙不仅没有将他们视为“乱臣贼子”，反而给予许多赏赐。康熙还下令，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的灵柩运回老家南安安葬，并亲自撰写一幅挽联，称赞郑成功有胆有略，是一位在海外孤军奋战的忠臣，称颂郑成功收复中华疆土的不朽功绩。
　　台湾既定，应当如何善后，清廷内部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施琅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大学士李霨、王熙也主张台湾不可放弃。康熙最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公元1684年），清朝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进一步明确了台湾的归属。另外台湾军政机构与内地也完全相同，连衙署建筑也改变了,像内地一样，“衙门口，朝南开”了。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3 中国烹饪简史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Fri, 18 Apr 2008 10:31:23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73
一、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
                          ——中国原始社会的烹饪

二、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
                          ——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

三、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

四、百废待兴促发展，南北分野呈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隋唐宋元）

五、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烹饪（明清）

六、烹饪王国初形现，饮食之道举世赞
                          ——中国近代的烹饪（半封建半殖民帝及民国）

七、科学营养承传统，政府重视大发展
                           ——中国现代的烹饪


崴崴华夏，历史悠悠。烹饪技术，源远流长；烹饪艺术，百花齐放；烹饪科学，日新月异；烹饪文化，灿烂辉煌。《周易》说烹饪，《尚书》说调味，孔子与诸子百家以烹饪论时政，《孟子》说：“饥不择食，吃的就不是正味了。”《中庸》说：“人没有不吃不喝的，但懂得美味的道理的人却是很少的。”《典论》说：“一代做官的显贵者，才懂得怎样建筑舒适的房屋，三代做官的显贵者，才懂得饮食之道。”俗话云：“三辈学穿，五辈学吃。”可见吃的学问之大。中国烹饪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七个时期。

一、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

——中国原始社会的烹饪

中华文明史为五千年，而中国烹饪史却源于五十多万年前，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世代生息繁衍，共同创造了光耀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在我们祖先文明伊始便追随着她前进的脚步，逐渐发生，发展并趋向丰富繁荣的。”（《中国饮食史论》第155页）我国远古居民用艰苦劳动和斗争，创造了我国灿烂的远古文化。据古代传说：

1、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韩非子》）。

2、伏羲氏教人渔、腊、牧和人工养殖，使我国的渔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伏羲氏始作网罟。以佃以渔。养六畜以充庖厨，供牺牲，故名庖牺氏。”（《纲鉴补》）。

3、神农氏教人种百谷，使中国农业有了长足发展。“神农氏尝草别谷，教民耕艺，民始食谷，加于烧石之上。（《事物纪原》）

4、传说炎帝之候“宿沙氏始煮海为盐，臣雍父始作杵臼。“（《世东》）盐作为调味品在民间烹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朝王莽说：“盐者百味之将。”杵臼的出现为舂谷或舂谷为粉成为现实。使中国的烹调能够精工细作。

5、黄帝是华族文化的始祖，中国的饮食文化也不例外，“黄帝始造釜甑，造灶。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事物纪原》）“教民烹饪，燔为灸，民始得遂养生之道。”（《周书》）。

6、“帝尧之世，有八、九十岁老人击壤而歌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哉？！”（《帝王世纪》）

7、晋灵公喜食熊掌，而熊掌含胶质蛋白多，非常难熟，有一次因厨师没有把熊掌做熟，而被晋灵公杀割。原文为：“宰夫而熊蟠不熟，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以上均为传说不足为证，据考古证明：距今50多万年前北京人居住的龙骨山洞穴里，有许多烧过的野兽骨骼和植物种子。说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而且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本领。火的使用，是人类熟食的前提，“熟食是人类发展的前提。”（恩格斯语）。熟食的出现，中国烹饪便产生了，中国烹饪在原始社会阶段可划分为烹，石烹，陶烹三个阶段。在人类学会用火的这三个阶段里，人类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始了“燔黍捭豚”。人类学会用火后最先采用的烹调方法是将食物架在火上燔烤、炙和把食物埋在火灰里糖煨等。这个阶段称火烹，火烹熟是直接用火对食物进行加工，不经过中间介质，加热成熟的过程。

其次利用的烹饪方法是局、石煮、烙、炮等，这就是原始烹饪的第二阶段称为石烹，石烹是用石头（石板或小石块）作介质，将食物加热成熟的过程。

距今一万一千年左右，中国出现了陶器，陶器的出现使中国烹饪出现了飞跃，严格意义上的煮和蒸便产生了。这是中国原始烹饪的最高阶段就是陶烹。陶烹是将食物放入陶器中加热，使食物成熟的过程。

总观中国烹饪原始社会烹饪的三个阶段，总体上讲是：远古圣贤多知味，燔黍捭豚食为天。烹饪方法原始，器具类型少，调味单一，经历时间长，“火食之道始备”，为中国烹饪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

——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

启建立夏朝历经商朝、西周、和春秋时期总共有1500年左右，奴隶制的确立、发展和强盛，给农业和手工业带来了大发展的机遇，特别是烹煮器、食器、酒器、乐器、礼器的大量制造，为中国烹饪带来了勃勃生机。“昔厦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为烹备。”（《左传》）。从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分析夏朝时酿酒已有了规模，吃的也比较讲究，有了专职烹饪工作的厨师。

1、传说夏代君王少康，做过牧正（放牲口的），因杀了夏相，就逃到舜的后裔有虞氏那里做了庖正（掌管庖厨的头目）。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杀了仇人，恢复了夏朝的统治。据说这位曾是厨师头目的国王，还是造酒的发明者，少康即杜康（《说文解字》）。

2、在商代，出了一位著名的烹饪人物——伊尹，他出生庖人，有治国之才，后人称为烹饪之圣。伊尹熟悉烹饪，参加过饮食行的劳动，还当过酒保，长大后精通烹饪之道。后来商汤听说了伊尹的事情，遂派人向有洗氏求得伊尹，伊尹作为随嫁的人，到了商汽那里。他为了向汤陈说自己的治国之策，扛鼎面见于汤，用烹调为例子讲治国之大道理，说汤以至味，商汤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任命他做了宰相，协助商汤夺取并治理天下。（《吕氏春秋》）

3、在周期姜太公未遇周文王之前曾于朝歌屠过牛，于孟津卖过酒。“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古史考》）姜太公为周朝的建立和治理，立下了汗马功劳。姜太公辅佐文一、武王，完成了兴周大业。

4、再说春秋时期，易牙因善于调味，精于辩味而受庞于齐恒公“齐恒公夜半不兼，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过之。“（《战国策》）

5、孔子的饮食思想与中国烹饪

“天下文官主，历代帝王师。”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被历代封建帝王尊为“先哲”、“圣人”，孔子倡导的饮食观对中国烹饪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烹饪能争雄世界，享誉海外，中国能成为“烹饪王国”正是儒家文化的正统思想，赋予中国菜肴以博大、宽厚、味醇、技法纯正多彩等特点，堂堂正正。使中国烹饪显示了高层次，深刻的文化哲学的内涵。

① 择料精细、割烹得宜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烹饪原料日益丰富，烹饪技术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饮食也由单纯的裹腹型转向审美型。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当时的人们对烹饪原料的选择，烹饪技术的要求（刀工、火候）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形势下，孔子适时地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食”、“失饪不食”等烹饪主张。孔子将劳动人民长期用直观方法积累的感生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为中国烹饪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食不厌精，脍不厌食。”是孔子饮食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烹饪选料的重要标准，择料精细亦是选择烹饪原料的重要法则。《说文》曰：“烩、细切肉也。”用今天的话说：脍就是一种细切的肉片或丝。由“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观之，孔子对刀工之事是何等的重视。而“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正是孔子对刀工的训条。 众所周知火候是决定肴馔美恶的关键因素之一，“物无不堪食，唯在火侯。”孔子的饮食观也是紧紧扼住火侯这一要素不放，他认为火侯不节，生熟不当均有悖于烹饪之理，是不能食用的，谓之“失饪不食”。孔子的上述饮食法则，做为中国烹饪的重要理论一直沿用至今。这些饮食法则历来被社会所推崇，是对中国烹饪理论的重大贡献，从而奠定了选料、刀工、火侯的理论基础，为后中国烹饪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烹饪向以择料精细、注重刀工、讲究火候而蜚声中外，这与孔子的饮食原则不谋而合。

②食能以时，谨和五味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是中国烹饪的古老法则之一，调味是中国烹饪之灵魂。孔子则是“不时不食”的倡导者，（详见《论语》第十篇《乡党》），他主张调合饮食要合乎时序，不得悖而为之。他把人们的饮食同天地自然联系起来分析，这是孔子辩证法思想在饮食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在“不时不食”的原则下孔子认为应谨合五味，具体表述为：“不撤姜食”、“不得其酱不食。”《礼记内则》中记载：“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上述文字我们们可以看出尽管取用原料的时序不同，酱的调制配比均有严格要求，但谨和五味的原则却是唯一的。中国烹饪能发展到今天，是与食能以时、谨和五味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烹饪最显著的特点是“五味调合百味香”，中国菜肴受儒家思想影响，以敦厚平和的形式，赋予了中国烹饪以调和适中、大味必淡的崇高境界，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体现了儒家的根本思想——中庸之道。

③饮食养生，平衡膳食

孔子是儒家的一代宗师，阅历十分丰富，洞悉各地风土人情，对饮食之道有深刻地观察力和细腻的鉴赏力。他系统地总结了时人，用饮食养生的经验。他提出“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食不语、寝不言”、“不多食”、“食无求饱”、“唯酒无量、不及乱”“虽疏食菜羹”等一系列养生主张。“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为：肉无害，但不以嗜味苟食，应谷肉兼食，避免偏食。孔子的这一思想观念完全符合现代营养科学及平衡膳食的要求。肉类虽然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且生理价值较高，但过多食用会引起热能过剩，胆固醇等摄入过量，血压、血脂、血糖过高，易发生“时毛病”。如：尿糖、肥胖、冠心病等病状，危害人体健康。“唯酒无量，不及乱”是《论语?乡党》中所云，孔子对饮酒与健康关系有着极为独到、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认为酒是中国的传统饮品，在筵席乃至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是过多的饮用既会引起乙醇中毒，又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还会危及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至于喝多少为适量？孔子认为饮酒应因人而宜，但均需以“不及乱”为度。当今有些人饮酒无度，喝得东倒西歪，酊酩大醉、酗酒闹事，真乃愧对先哲之教诲也！他还概括出人生三戒：“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孔子的饮食思想对中国烹饪的饮食养生及平衡膳食的影响极大，他认为饮食应有节，“不多食”、“食无求饱”、“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等观点，符合现代人益寿延年的要求，与饮食养生、平衡膳食有异曲同工之妙。

④讲究卫生、重视礼仪

孔子饮食思想对中国烹饪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他所提倡的饮食卫生方面，他告戒人们：“食饐而 ，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共饭不泽手”、等这些戒律，如果我们用现代卫生知识来衡量，完全符合饮食卫生要求。我们遵守这些戒律，病从口入，危害健康的事是可避免的，自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孔子生活在“三礼”时代，他把看待烹饪艺术同注重“礼仪”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饮食推行和贯彻下去。“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衣食足然后知礼仪。”从《周礼》中我们可以看出，“礼仪”的推行是王室中建立一系列等级森严，用礼仪繁琐的膳食机构，来主宰王食的饮食， 祀、宴会等活动。为把人们修成君子，孔子规定“有盛馔必变色而作”“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朝服而立于阼阶”。人们通过对孔子这些饮食思想的继承、引伸和发展，逐步地形成了中国筵席特定的规范和礼仪。为中国烹饪“重礼”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饮食思想博大思想，其在选料、刀工、火侯、调味、饮食养生、饮食卫生、筵席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主张，至今对中国烹饪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⑥吴王王僚非常爱吃炙鱼，为了做好炙鱼，专诸在太湖边上路当时炙鱼高手太和公学了三个月，在太湖炙鱼的掩护下，专诸来到王僚面前，从鱼肚中抽出毒剑，刺死王僚，山东嘉祥武梁西壁的专诸刺王僚图中，就是说的这个故事。这一时期专业名厨还有俞儿、专诸等烹饪高手。

总观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对中国烹饪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使中国烹饪器具进入了金属制品（青铜器）的时代。（二）烹饪的基础理论基本产生（《吕氏春秋》、《周礼》、《礼记》、《仪礼》、《论语》、《黄帝内经》等书）。（三）筵宴初具规模，饮食市场形成，礼乐侑食，王室膳食制度完善，饮食服务明确。（《周礼》、《仪礼》、《礼记》等书）。烹饪名人辈出，“鼎鼐之材”、“调和鼎鼐”的名厨时有出现，夏的少康、商的伊尹、周的姜尚、春秋的易牙等）在商周时代，奴隶主生活奢侈，人类生活开始由饱暖向礼仪文化方面升华，在饮宴中不但珍馐罗列，味列九鼎，歌舞齐乐的豪华场面，而且陈列编钟，发生井然有序的乐曲，这就是古代“钟鸣鼎食”的饮宴文化。在这一时期确实是调和鼎鼐多俊杰，礼乐侑食烹小鲜。中国奴隶社会的烹饪，无论烹饪原料、烹饪工具、还是烹饪工艺、烹饪人员都诸方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从实践到理论都给予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中国烹饪在以后的发展中无论是物质系统的构成还是传统观念的形成，都能在这一时期找到它们的根源。

三、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烹饪是从旧中国（公元475年—公元577年）到南北朝时期的一千多年间的中国烹饪。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在论政的同时，对烹饪的理论和实践予以完整的论术，可谓集烹饪之大成。对中国烹饪有了较科学的认识。

中国烹饪古籍中，诸子百家的言论占有相当部分。“其为食边，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墨子?辞过篇》）阐明饮食的功用在于能增强体质，补充消耗，满足食欲。

有一次庄子到老朋友家做客“故人喜，命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问：“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奚杀之？”主人曰：“杀不鸣者。”鸿雁即鹅的祖鸟，可见当时人们已知台币养鸿雁，即鹅，以报警并供食用。（《庄子?山木篇》）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文字描述生动，绘声绘色。既说明庖丁技术熟练高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又表明饮食养生应因势利导，顺其自然的自然法则。（《庄子?养生主》）。

“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鸡豚狗 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表明当时已知对水产资源的养护，家畜家禽无失其时。（《孟子?梁惠王》）

“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文中把视觉、听觉、味觉并列，指出三者均妥善。（《孟子?告子章句上》）

“仓廪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饮食思想。说明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粮仓弃实，才谈得上移风易俗，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后减为5万灶，再减为3万灶。”孙膑成功地将烹饪中的灶，运用到战计当中，也说明了当时的灶具已广泛使用。（《孙子吴起列传》）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在《招魂》、《大招》中涉及到烹饪的内容相当丰富。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政治含义颇多，但书中涉及各地美味佳肴，风味特产以及烹饪理论，其中《体味篇》的烹饪理论在我国乃至于世界上均称的上最古老的烹饪理论，在此之前尚未发现更全面的烹饪理论。它成功地塑造了伊尹这个庖厨出身的“鼎鼐之才”的政治家形象，更重要的是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烹饪理论，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从原料的选择到火侯及调味，无不精彩绝伦。它既是战国及其以前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现存最古的烹饪理论专著。

在烹饪古籍中，据今文经学家，参证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认定为《周礼》、《仪礼》等均成书于战国，《神农本革经》也认定为战国，也有说系秦汉时托神农之名所作，故《神农本草经》列在秦时讲。

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2年）建立中央集权制，他过着穷侈极欲的生活，并经常举办宫廷宴会，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反对推行郡县制，还劝说他办事要遵循古代的法度，他便采纳李斯的意见在全国“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由于秦朝存在时间较短，且由于“焚书坑儒”的影响秦朝的烹饪史料相对不足，故把《神农本草经》写在秦的部分。《神农本草经》不仅有较高的医药价值，而对研究先秦时的饮食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自古医食同源。特别是食疗养生及养生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详见《神农本草经》，此不赘述。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的鸿门宴，席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多亏樊哙闯入使刘邦乘机而逃。

“王者以民为天下，而民以食为天下。”秦人劝刘顾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让刘邦注意食是人民生活的头等大事。

汉朝始于公元前206终于公元220年，两汉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封建经济有了大发展，大商人“周流天下”，非常活跃，国力强盛。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黄瓜、大蒜、芜荽、芝麻等种子，使烹饪原料得以丰富。

在汉朝大儒郑玄、注疏《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仪论著，为我们研究三礼中的烹饪理论，提供了丰富资料。传说豆腐为刘邦之孙刘安所创，豆腐在汉代已成为大众食品。豆腐却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不是刘安所创，有待于研究。

文君当垆，相如（司马）涂器在成都开酒店。《见史记?司马相如传》。

铁制烹饪工具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得到了普及，铁制刀具，铁锅为中国烹饪传统工艺的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铁锅使炒成为中国烹饪中最具特色的烹调方法之一；刀具为中国烹饪的刀工工艺臻于精绝。

汉灵帝好食胡饼，京师皆作胡饼。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根据中医的传统理论，探讨通过饮食达到保健治病的目的，从而形成了食疗保健理论体系。

三国和两晋（220年到420年）

“诸葛亮南征将渡泸水，土俗人首祭神，亮令杂用牛、羊、逐肉包之，以面象人头代之，馒头名始化。”《事物纪原》、《三国演义》均有记载。肉馒头可能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相传诸葛亮还发明了四川泡菜，用于率师北伐中原。《博物志》载有诸葛亮在四川临邛利用天然气熬盐。

《华佗食论》在三国时出现，华佗可能是我国药酒的首创者。对烹饪著作来讲具有划时代意义。曹操是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著有《四时食制》，作为政治家研究烹饪，其意义深远。

“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若迭彀，离若散宫。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反映了当时刀工水平。

东汉五原太守崔实的《四民月令》，列举了普通人家的经济生活，内容比较丰富。

东晋道人葛洪在《时后备急方》中介绍用羊肝、苍术治雀目，即治夜盲，因羊肝含维生素A，这是惊人的发现。葛洪对中国的化学事业也有贡献。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且看毕卓，他“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这可能是吃螃蟹最早的文字记载。（《晋书?毕卓传》）

晋朝由于政治腐败，统治阶级生活侈奢，在生活方面有“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食必尽四方珍宝，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见《晋书?何曾传》这一方面说明统治阶级穷侈极欲，从另一个侧面看当时烹饪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蔬菜、莼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官数千里，以要爵乎了‘遂命驾而归”这便是文人墨客经常表达的“莼鲈之思”的思归之情。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南北朝时，食谱著述间世，著名的有《崔在食经》，《梁太官食经》、《食珍录》、刘休的《食经》等。这些食经中记有菜肴、面、饭、饼的烹制方法，反映了世纪初时我国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发展水平。

《齐民要术》为山东高阳太守贾思勰所著，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北魏及前朝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和食品加工技术，是世界上最早的食品科学专著、广泛地、科学地、艺术地总结了古代饮食文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肴馔，选料精细，加工严格，火侯恰当，口味精美，色泽婧丽，实用性强，烹饪技艺高超，它以其巨大的科学价值，完整的体系，丰富的内容，被国内外人士所认定，从而奠定了它在农业史、科学史及中国饮食文化史的重要地位。是我国烹饪发展鸣上最辉煌的一页。

综观中国社会初期的烹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烹饪原料不断增加，来源扩大；铁制烹饪工具为烹饪工艺又一次带来了飞跃；烹饪实践有了较大的发展，烹饪理论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食谱及烹饪专著大量出现；食疗保健理论体系建立。在这一千多年里，中国烹饪有了务实性、科学地、全面的发展。

四、百废待兴促发展，南北分野呈特色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

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烹饪是从隋灭陈统一中国（589年）到元亡（1368）年。近八百年的烹饪史。隋唐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各国商人云集长安，隋时酒楼饭店林立，菜肴丰富，外国商人尽其享受，吃饱喝足，不收饭钱（《资治通鉴》）。唐时长安饭店、酒楼、茶肆遍布，饮食品种达一百多种，且具规模。唐德宗临时召见吴凑，任他为京北尹，吴接命后，立马请客等客人到达吴家时，规模宏大的酒席已摆好，有人问酒席怎么办的这样快，吴府的人说：“两市有礼席，举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可立办也。”时至今日要办三五百人的宴席，也要准备几天，当时可立即办好，可以想想饮食市场的规模是如何的宏大。在隋唐五代时期烹饪技艺和肴馔的花色品种都有所提高并出现了饮食夜市。这一时期宴会种类齐备，唐代公费宴会有制度，定例可循，只要公务需要，什么祝捷、庆功、贺喜、外交等，殿试后宴新科进士为“琼林宴”，乡试后宴请新举人为“鹿鸣宴”，官员升迁向皇帝献食为“烧尾宴”，新进士相聚为“樱桃宴”。私人宴会形式更多什么团圆、喜庆、节日、赏乐等等。官司员、文人、各行各业可因社交需要举办各种宴会，如正月十五为“临光宴”，夏天避暑为避暑宴，春游为曲江宴，荔枝尝鲜为“红云宴”等，实际上大量的宴会并不取名，按例照常因需举办而已，有的宴会轻歌蔓舞，有的行酒令，有的射覆以助酒兴，从这方面讲中国烹饪至唐代已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刺激了饮食市场的消费，也刺激了烹饪业的大发展。

隋、唐五代（589年—960年）

这一时期，人们不仅注重饮食的数量，更注重饮食的质量，除色、香、味、形外，还非常注重饮食的营养保健。各种饮食保健理论大量出现，烹饪专著及食经，目录繁多，如隋代医学家马琬的《食经》。谢讽的《淮南王食经》、崔禹锡的《崔氏食经》，唐代有《严龟食法》十卷，杨晔的《膳夫经手录》四卷，丞相段文昌的《邹平公食宪章》、尚书令韧巨源的《烧尾宴食单》，中国第一部刀工专著《砍脍法》五代的《食典》一百卷等，食疗专著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食治》、孟光的《食疗本草》、陈土良的《食性本草》，张鼎的《食经》等，虽有些原著大多亡佚，从《医心方》、《证类本草》、《良医心鉴》等其它著作中仍可寻到它们的踪影。

宋朝大学士苏东坡请朋友吃“ 饭”的故事，流传甚广。大意是苏东坡请朋友吃“ 饭”，朋友们以为是什么高级的宴席，便应约而至，结果只吃到白米饭、白萝卜、白盐各一碟，朋友们不知何故，苏东坡笑曰：“这三样东西加起来不就是 饭吗？”这个典故不是苏东坡所创，这个典故出在唐朝《膳夫经手录》中：“萝卜、贫寒之家与直饭偕行，号为“三白”。

陈上述资料外，在笔记中也有不少关于烹饪的内容。如唐段成式的《西阳杂俎》、刘恂的《岭春录异》、冯贽的《云仙杂记》等中都记录了饮食掌故及与烹饪有关的资料。类书中也有一部分烹饪资料。如虞世南的《北堂书钞?酒食部》、欧阳询、裴矩、陈叔达等人的《初学记》等类书中也记录了部分烹饪资料。唐诗中也有大量的烹饪资料。如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杜甫有“紫驼之峰出翠釜，……禹锡的《寒具》（馓子），杜牧的《过华清池》，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扬万州》，贾岛的“凿石养峰休美蜜，……”杜牧的《清明》等。《隋书?艺文志》收录烹饪专著28种，《新唐书?艺文志》收录烹饪专著10种，这一时期烹饪史料相当丰富，为烹饪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宋（960年始）到元（1368年止）的400多年里烹饪专著共几十部，大都是宏篇巨著，烹饪的科学价值较高。《宋史》中载有《王氏食法》五卷，《萧家法馔》三卷，《馔林》四卷，《通志略》中载有《传膳图》一卷，《江飧馔要》一卷，《馔林》五卷、《古今食谱》三卷、《王易简食法》十卷，《诸家法馔》一卷，《珍庖备录》一卷等。烹饪专著中，著名的有《中馈录》《山家清供》、《本心斋疏食谱》、《膳夫录》《玉食批》《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饮食正要》等。大型的日用通书中与烹饪关系密切的有《事林广记》、《居家必用》等。在食疗方面的著作有《寿亲养老新书》《食物本草》《饮食须知》《日用本草》《食治通说》《饮食正要》等。

烟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年间，翰林大学士苏轼，到登州（今烟台蓬莱）上任。因苏轼善吃，故地方官员，无不以山珍海味相待。一日，地方官员特聘当地有名望的女厨为掌灶，款待苏轼，烹制时间短了些，待菜上桌时，鱼中间尚未熟透。当地官员大为不满，令女厨重新制作。女厨想，将原鱼再煎恐颜色太深，如果重新制作，时间又恐来不及。女厨左思右想，计上心来。弄了些葱、姜、花椒等调料，烹调加汤，原原鱼下锅炖煨。待汤汁靠尽且已熟透，便盛盘上桌。苏轼及地方官员，等不可耐，举箸便食。鱼一入口，口生快感，顿觉鲜香浓郁，风味独特。再看盘中色泽艳丽，与众不同，美不胜收。于是请女厨到席间，问其如何制作。女厨不知是福是祸，内心惧怕，一时不知所措。当女厨想起将酥脆的食品，入锅炖煨使其软化，当地称为塌，故曰：“此菜乃锅塌黄鱼是也。”当苏轼听完此菜做法后，赞不绝口，赏以重金。从此，锅塌黄鱼，以其特有的魅力，流传民间，成为胶东名肴，得到广泛流传。另有一说，明朝年间，福山有一富豪，喜食鱼虾，其掌故内容与本故事相似，故不赘述。

宋至元大批北方厨师，随达官司文人南下，为中国烹饪的大融合，大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不但烹饪专著大量涌现，笔记中有关烹饪的资料也相当丰富，如《东京梦华录》作者在该书的自述中写道：“会寰之异味，悉在庖厨。”书内烹饪资料尤为丰富，几乎每一卷均有涉及，是研究北宋饮食不可多得的资料。《都成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清异录》、《老学庵笔记》《鸡肋篇》《鹤林玉露》《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均记有丰富的烹饪史料。特别是《请异录》中记有“建康七妙”“金陵，土大夫渊数，家家鼎铛，有七妙：齑可照面，锟饨汤可注砚，饼可映字，饭可打擦擦台，湿面可穿结带，醋可作劝盏，寒具嚼着惊动十里人。”当时烹饪技术之高起可略见一斑。花色冷拼的记述，让现代的厨师也难以想象。“吴越有一种玲珑牡丹鲜。以鱼叶斗牡丹状，既熟，虫盅中，微红如初开牡丹。”又记辋川小样：“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鲜肤脍脯，醢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微缩景观。另外还记述了豆腐：“时戢为青阳丞，洁已勤民，肉味不给，日食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食疗著作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寿亲养老新书》“食治养老序”中说：“人若能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饮食须知》的作者贾铭活了106岁，明太祖问：“平日颐之法”他答曰：“要在慎饮食”逐献出《饮食须知》，重点介绍了360多种食物相反相忌，“俾尊生者日用饮食中便于检点耳。”《饮食正要》内容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无论是食疗理论，还是食疗验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广收食疗经验。“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长寿。”“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数而少，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该书还收录了较多的少数民族菜点，可谓烹饪之大全。

五、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烹饪（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烹饪的成熟时期，是中国烹饪完全确立期，也是传统风味流派体系完全确立期，更是传统烹饪理论体系的完全确立期，从元朝灭亡（1368年到1840年）到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近四百年间，中国传统烹饪，风味流派和传统烹饪理论已臻成熟。

（一）中国传统烹饪体系完全确立

①首先是烹饪原料在前四个时期广开源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开拓创新。明代开始，我国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作物，象马铃薯，番茄，玉米等都是在明朝引进的，新农作物的引进给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中国烹饪带来了新原料。

②烹饪工具系统由全部手工工具构成，包括炉灶、灶上、案、案上及其它配套工具等，至晚清完全建立。

③烹饪工艺系统，在前期的烹调方法上，明代的焖炉烤鸭，皮蛋等制作方法的成熟，烹饪技艺进一步提高。据记载仅明弘治年间由于烹调方法的推陈出新，就有食普一千多种。据陶文台先生考证，明代万历年间，烹调方法已有一百多种，这些烹调方法比较全面，且有创新，明代还有了关于火腿制法的记录。（《易牙遗意》）明代对前期的烹调方法进行了大量总结并有创新。使菜肴杯盘罗列，争奇斗艳。至清末中国烹饪体系完全确立，烹调工具、工序齐备，各环节操作规范化。这一手工工艺系统形成后至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在明代，酒楼是宫办的，酒楼的开关要得到皇帝的认可，这也说明皇帝对此事的重视。

（二）传统烹饪理论体系完全确立

至清末，烹饪专著及农书、类书、通书、笔记、医书、文学作品中的烹饪资料相当丰富，象明代韩奕的《易牙遗忘》，宋栩的《宋氏养生部》、宋公望的《宋氏尊生部》、高濂的《饮馔服务箋》、张岱的《老 集》、清代曹寅的《居常饮馔录》、朱彝尊的《食宪鸿秘》、顾仲的《养小录》、李化楠的《醒园录》，袁枚的《随园食单》，无名氏的《调鼎集》等宏篇巨著。从食谱到理论，终于走向成熟，特别是袁枚非常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说：“学问之道，先知而行，饮食亦然。”在《随园食单》中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等十四个方面，对烹饪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总结，他不但会写，也是知味者，对吃喝非常讲究。并最先提出了美食不如美器的观点，使中国烹饪的五大属性即色、香、味、形、器至此完备。除了以上烹饪专著对烹饪的理论，实践全面总结外，这一时期的农书中，食疗著作中，笔记中，类书中种技菱中对烹饪理论方面的总结都比较突出，如《开工开物》对烹饪原料，调料及添加剂等方面都有研究。《闭情偶寄》中说：“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在火侯上认为“烹煮之法，全在火侯得宜。”如此理论在其它书籍中也频见不鲜。袁枚还专门为厨师王小余立传。

（三）传统风味流汇报会体系完全建立

至清末，地方风味流派，民族风味流派，医疗保健风味流派，从民间菜到宫廷菜，从市肆菜到宫府菜，从民族菜到寺院菜等风味流派完全形成以鲁、川、淮扬、粤“四大帮口”为主的地方风味菜至清代完全形成。鲁菜以历史悠久，注重内涵，选料讲究，刀工精细，调和得当，工于火侯，烹调技法全面，精于制汤，擅烹海鲜，宴席丰盛完美，五味调合百味香而傲立于世。川菜以取材广泛，注重调味，菜式丰富多样、适应性强，擅烹山珍江鲜，擅用三椒，重麻辣鱼香，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雄居世界。淮扬菜以选料鲜活细嫩为佳，注重刀工和火侯，追求本味，清鲜平和，色彩艳丽，浓淡相宜，清心悦目，造型美观，生动逼真，别致新颖，卷、包、酿、刻等工艺独到，而闻名于世。粤菜以选择广博，菜肴讲究清爽鲜嫩，调料风味独特，烹调方法和调味方式自成一格，南国风情独特而靡声海外。

（四）杯盘罗列，酒席未盛。

自唐朝筵席规格扩大后，明甭的筵席达到了顶峰。在明朝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都超过了前代水平，明朝中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对饮食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出现了杯盘罗列争奇艳的景象。从小说《西湖二集》中可略见一斑，书中说饮食业兴隆繁盛，食物品种丰饶上乘，经营有特色，服务殷勤，到酒楼的顾客熙攘，风丽无减，昼夜不衰。各档次的酒楼，饭菜馆各分雅座十余处，风味菜肴争奇斗艳，酒器都用银的，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名妓数十人，时装艳服，香满倚陌，凭栏招邀，叫做“卖客”。又有小环，不呼自入，歌吟强聒，以求支分，叫做“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叫做“赶趁”。又有以小炉炷香为供，叫做“香婆”。又有人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椰榄、薄荷到酒阁分得钱，叫做“撒 ”。又有卖玉面狸，鹿肉，糟决明，糟蟹，糟羊啼，酒蛤蜊，柔鱼，虾茸， ，叫做“二家风”。又有买酒浸江瑶，章鱼，历肉，龟脚，锁管，蜜厂，脆螺， ，虾子鱼，制鱼诸海味，叫做“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就十个客人，一人各要一味，也自不妨。过卖挡头答应如流而来，酒未至，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或少忤客意，或食次少迟，酒馆主人便将此人逐出，以此酒馆之中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虽暑雨风雪，未尝稍减从这区区几百字之间不难看出，当时筵请的豪华场面，及杯盘罗列争奇斗艳的情景。清代中叶各地筵席繁杂，菜品多样，有以头菜定格的宴会，也有民间的便席，名目繁多。仅满汉全席因地区不同，场合不同，其程式、菜品、种类也都有所不同。满汉全席是清代烹调技术及筵席的代表作。入席菜品最多时达二百余种。这时的达官显宦，豪绅巨贾，饮食争逐，沿习成风，往往为一席之资，耗费百千，所用原料，取精用宏，争奇斗胜，满汉全席，盛行一时。席中珍品无奇不有，佳肴美馔，罗列满盘。据周光武同志考证，满汉全席为288种。四川的满汉全席一般为64种，扬州的满汉全席一般为110种，山东的满汉全席一般为78种。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烹饪传统风味流派体系，传统烹饪体系，传统烹饪理论体系完全确立，形成了杯盘罗列争奇艳，酒席繁杂食满汉的局面。

六、烹饪王国初形现，饮食之道举世叹

——中国近代的烹饪（半封建半殖民帝及民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1840-1949年），中国社会处在内外交迫，政治腐败，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西方文化也趁虚而入，中国的烹饪技术随之亦传向世界各国。“昔日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孙中山话）。中国烹饪以不同的方式，进军世界各国，并以其巨大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国。清末，李鸿章出使西方，由于用不惯西餐，经常到中国餐馆用餐，西方的外交人员也随李鸿章到中餐馆中用餐，席间西方的外交人员，对中餐甚是好奇，逐问其菜名，因李鸿章对中国烹饪没有研究，皆以杂碎称之，一时间李鸿章杂碎便风靡西方各国。与此同时国人开创了以西学研究中国烹饪之先列，出版烹饪专著近百种，先后出版了《清稗类销》、《食品化学》、《食品成份表》、《饮食与健康》、《实用饮食学》、《微生物学》等等。西方的食品、食品科学和新式的食品加工技术也大量传入中国。咸丰三年上海英商在上海生产冰淇淋、汽水等。咸丰八年林鼎鼐在福州创制福州肉松。同治九年，美国传教士将西洋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等品种传入烟台。同治十三年北京鸭种传入美国纽约州，同治十二年国人仉某创制太仓肉松。光绪年间王献清创设蛋品厂。花椰菜传入华南。上海创设机器制冰。英人伊文思在上海创设面包房，帝国啤酒在上海生产。1895年上海增裕面粉厂创设，营口创设榨油厂。爱国华侨张弼士在烟台创设张裕酿酒公司，中国开始工业化生产葡萄酒。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榨油厂。1899年孙多森在上海创办面粉厂。1901年俄、德合资在哈尔滨创办麦酒公司，1904年英德合资在青岛创办英德麦酒厂（啤酒厂）。1908年国人在哈尔滨创办制糖厂。同年日本生产的味素输入我国，光绪末年粉丝业在烟台各县兴起，龙口牌粉丝出口。1897年—1918年美、英各大城市纷纷设立中国餐馆。1909年安庆胡玉美罐头食品公司改进四川豆瓣酱，创制蚕豆辣酱。1911年四川开始人工栽培银耳。1912年四川汉章创制涪陵榨菜。1913年乐汝成在济南创办泰康食品公司。1917年，卢寿 的《烹饪一斑》，李公耳的《家庭食谱》分别出版。1915年北京双合盛啤酒厂创办。1918年冼冠生在上海创办食品公司。1919年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开设豆腐公司兼售豆芽。同年梁桂琴的《治家全书》出版，卷十为烹调篇。1920年王益斋在烟台创办烟台啤酒公司。1921年吴蕴初研制味精成功。同年杨章你等人的《素食养生论》出版。1923年张逸云与吴蕴初合作创办天厨味精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生产味精的国家。1922年德国人在上海生产鲜酵母、干酵母、干麦芽、麦精等。同年李公耳的《西餐烹饪秘廖》，时希圣的《家庭食谱续编》分别出版。1925年，时希圣的《家庭食谱三编》及《素食谱》出版。1926年时希圣的《家庭食谱四编》、丁福保的《食物新本草》、无名氏的《吴中食谱》分别出版。1931年大连饭庄的《北平食谱》出版，1935年祝味生的《中西食谱大全》出版。1936年陶小桃的《陶母烹饪法》、张恩廷的《饮食与健康》等分别出版。1939年龚兰等人的《实用饮食学》问世。1940年—1949年张通之的《白门食谱》任帮哲等人的《新食谱》、单英民的《吃饭问题》，方文渊的《三十八年食历》、《汤与饮料》等分别出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的八年中食品工业处于瘫痪状态。1945年至1949年民族食品工业一蹶不振，国内的烹饪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民族工业一盘狼籍。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将中西餐的比较上升到中西文明的高度进行比较。引导国人对自己烹饪及烹饪文化引起重视。他说：“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辩味不精；辩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明进化之深也。”他又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因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孙中山先生将中国烹饪与民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肯定地说明了中国烹饪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将中国烹饪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度。继而又将中国烹饪规范于科学、艺术的范畴。他说：“中国人之食，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中国人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之最新学理更强。”孙中山先生学指出：“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由以上可见，孙中山先生的饮食烹调理论，是中国饮食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将中国烹饪推向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烹饪，随着民族饮食工业的兴起，并大举进军世界各国，在国际上得到了极高的声誉，烹饪王国的初形已经显现，中国的饮食之道，举世赞叹，为中国烹饪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科学营养承传统，政府重视大发展

——中国现代的烹饪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晚宴边叫天国第一宴，以庆祝国庆大典的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国之饪也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之饪改变了几千年以师代徒的个人传艺方式，出现了专门的学校教育，将中国烹饪教育的入了正规学校教育，将中国之饪教育的入了正规学校教育的轨道。随着烹饪教育的发展，中国烹饪由专门技术传授向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烹饪进入了大总传、大交流、大竞争、大融洽、大发展、在提高的时期，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国烹饪的发展。1949年10月食品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并入轻工业部，总理和规划全国食品工业生产和发展等事务。使制糖、酿酒、饼干、冷饮、乳制品、调味品等食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产品、新品种不增加。1956年私营食品工商业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饮食展览会，菜点烹饪技艺展览会等，对恢复和发展传统的饮食文化和食品特色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同年5月食品工业出版社成立，后并入轻工业出版社。1957年1月《食品工业》月刊创刊。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商业的经营和发展再度受到挫折。1977年6月《中国食品科技》创刊，1978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主食品需要大大改革》等文，引起对解决新长征道路上吃铁问题的普遍重视，并把吃饭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开始招收烹饪专业小中专学生，本人也是那年入学的初中应届毕业生。1979年中央提出搞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取消猪肉定量供应的政策。接着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搞活农村经济、开放集市贸易，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恢复名牌和传统菜点和食品加工，方便食品和食疗食品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1980年3月《中国烹饪》创刊，5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方便食品科技会议。烹饪行业在全国开始了大练兵，大比武的大好局面。1982年4月《食品周报》在北京创直，各省市、自治区纷纷设立食品工业协会，烹饪协会。至此中国烹饪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国家各有关部委，象原供销、商业、劳动、人事部门都设立了技术工人考评委员会，负责对厨师等工种的考评工作。商业出版社，根据国务院1981年12月10日发出的《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对我国历代典籍中，有关烹饪方面的著作，进行了较系统的发掘整理，对原书进行注释和今译。如对《周易》《尚书》《诗经》等数十种经典古籍进行选注。对《吕氏春秋? 本味篇》《千金食治》《随园食单》等近百种烹饪古籍进行了整理译注。对青年厨师进行传统文化传统烹饪教育极为有益，使传统的饮食文化大放异彩。除了国家级的烹饪刊物外，各省、市的烹饪刊物，象雨后春笋竞相出版。有关菜谱、烹饪书籍、论文及烹饪教材上千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烹饪专业的职业教育，从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专到专科、本科的院校应运而生。杨州大学还计划招收烹饪专业的研究生，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还建立了自己的烹饪研究所，将中国烹饪提高到科学研究的新阶段。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经中国烹饪带来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由于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改进，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新技术、新工具、新原料、新调味品的不断增加，促使中国烹饪向着简捷、实用、重口味，重花色、重营养、讲卫生的方向发展。中央电视台及各烹饪团体经常举办烹饪大赛，促进烹饪的大发展。各风味流派在传统烹饪的基础上，合理烹调、科学调配科学加工，注重口味，最大限度地保护营养素、使菜肴，面点等食品既有良好的色、香、味、形，良好的质地，又符合营养卫生要求，利于消化和人体吸收。烹调工作者采用合理洗涤，科学切配，沸水焯料，上浆挂糊，勾芡保护，适当加醋，酵母发酝，急火快炒等保护营养素的措施，使菜肴、面点在色、香、味、形、器具佳的前提下，突出菜肴的味及质地、营养卫生，使中国烹饪的七大属性，至此完成。使人们的膳食多样化，合理调配膳食，平衡膳食。1986年2月中国营养学会，在总结我国传统饮食模式的基础上，向广大群众推荐了近期成人合理膳食构成的指标，其比例为：成人每人每月摄入粮谷类14千克，薯类3千克，豆类1千克，肉类1.5千克，蔬菜12千克，鱼类0.5千克，植物油0.25千克，奶类2千克，水果1千克，这一指标，在当时可以达到饮食营养基本平衡。1997年，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其基本内容为：①食物多样，谷类为主。②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③每天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④经常吃适量鱼、禽、瘦肉，少吃肥肉和荤油。⑤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保持适宜体重。⑥吃清淡少盐的膳食。⑦饮酒应限量。⑧吃清洁卫生不变质的食物。为形象地表达膳食指南，制定了中国平衡膳食宝塔，建议平均每人每日摄入蔬菜400—500克，谷类300—500克，水果100-200克，奶类100类，禽畜肉50-100克，鱼类50克，干豆类50克，蛋类25-50克。这样摄入量约可提供能量7648.35-11635.7千焦，蛋白质67.6-98.6克，脂肪60.5-80.8克，视黄醇当量（RE）597-921毫克，硫胺素0.9-1.39毫克，核黄素0.93-1.4毫克，钙722-976毫克，铁2.24-39.6毫克，锌10.4-15.8毫克。并强调膳食提供维生素C、E及烟酸均要充足。中国现代的烹饪不仅要达到这些指标，还应尽快创新新的烹调技法，使新潮菜肴不断涌现，使中国烹饪在“烹饪王国”的头衔上，百尽竿头更进一步。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级烹饪研究机构的成立；随着烹饪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烹饪科技的应用，中国烹饪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和提高，各风味流派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将中国烹饪的百花苑装点的绚丽多彩。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6 歌功颂德的大长诗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Fri, 25 Jan 2008 06:09:51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6 　
　　丽日和风被万方，（御制）
　
　　聊云烂漫弥紫阊。（内阁大学士臣勒德洪）
　
　　一堂喜起歌明良，（内阁大学士臣明珠）
　
　　止戈化洽民物昌。（内阁大学士臣李霨）
　
　　蓼萧燕誉圣恩长，（内阁大学士臣冯溥）
　
　　天心昭格时雨旸。（吏部尚书臣黄机）
　
　　丰亨有兆祝千箱，（户部尚书臣梁清标）
　
　　礼乐文章仰圣母。（礼部尚书臣吴正治）
　
　　庙谟指授靖八荒，（兵部尚书臣宋德宜）
　
　　春回丹诏罢桁杨。（刑部尚书臣魏象枢）
　
　　河清海宴禹绩彰，（工部尚书臣朱之弼）
　
　　百度胥饬纲纪张。（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徐元文）
　
　　千官济济盈岩廊，（吏部左侍郎臣张士甄）
　
　　天公无旷勤赞襄。（吏部右侍郎臣杨永宁）
　
　　有年歌协臣所望，（户部左侍郎臣李天馥）
　
　　共期红朽答殊常。（户部右侍郎臣李仙根）
　
　　转漕亿万充天仓，（户部仓场侍郎臣马汝骥）
　
　　邦礼叨赞惭趋跄。（礼部左侍郎臣杨正中）
　
　　职司寅清佐垂裳，（礼部右侍郎臣富鸿基）
　
　　天河洗甲通蛮乡。（兵部左侍郎臣焦毓瑞）
　
　　皇威四畅咸来王，（兵部右侍郎臣陈一炳）
　
　　祇承钦恤和气翔。（刑部左侍郎臣杜臻）
　
　　刑措不用民寿康，（刑部右侍郎臣叶方蔼）
　
　　八材庀化师殳斨。（工部左侍郎臣赵璟）
　
　　右平左墄开明堂，（工部右侍郎臣金鼐）
　
　　仰窥神策驱天狼。（内阁学士臣李光地）
　
　　膏以大泽人胥庆，（内阁学士臣张玉书）
　
　　帝庸作歌追虞唐。（翰林院掌院学士臣陈廷敬）
　
　　身依云汉赓天章，（翰林院学士臣张英）
　
　　恪秉训厉敦羔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宋文运）
　
　　奉宣仁风之吴疆，（巡抚江宁右副都御史臣余国柱）
　
　　九阍詄荡瞻龙光。（通政使司通政使臣王盛唐）
　
　　斗杓高掩贯索芒，（大理寺卿臣张云翼）
　
　　图列养正亲羹墙。（詹事府詹事臣沈荃）
　
　　黄钟大镛谐祯祥，（太常寺卿臣崔澄）
　
　　郊衢《击壤》欢丰穰。（顺天府府君臣熊一潇）
　
　　大官珍膳罗酒浆，（光禄寺卿臣马世济）
　
　　调闲六御腾康庄。（太仆寺卿臣张可前）
　
　　忝预风纪凛清霜，（都察院佥都御史臣张吉午）
　
　　出入玉珮声锵锵。（通政使司左通政臣崔官）
　
　　纳言惟允尚职详，（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吴琠）
　
　　褒忠励节感赐觞。（通政使司右通政臣陈汝器）
　
　　圜扉阒寂春草芳，（大理寺少卿臣荣国祚）
　
　　拜手好生颂禹汤。（大理寺少卿臣徐旭龄）
　
　　前星令望钦颙卬，（詹事府少詹事臣王泽弘）
　
　　终始念典用斯臧。（詹事府少詹事臣崔蔚林）
　
　　言模行范煇缥缃，（翰林院侍读学士臣蒋弘道）
　
　　猗欤至德日就将。（翰林院侍读学士臣胡简敬）
　
　　叨尘侍从恩莫量，（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朱之佐）
　
　　靖共夙夜无怠遑。（翰林院侍讲学士臣严我斯）
　
　　梧桐生矣于高冈，（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孙在丰）
　
　　绸书东观翰墨香。（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卢琦）
　
　　三德六行为士坊，（国子监祭酒臣王士禛）
　
　　宫官备位滋悚惶。（右春坊右庶子臣祖文谟）
　
　　六经义叶如笙簧，（翰林院侍讲臣朱典）
　
　　奎文焕若森琳琅。（翰林院侍读臣王封溁）
　
　　朝朝橐笔侍御床，（翰林院侍讲臣董讷）
　
　　纪载圣治金匮藏。（翰林院侍讲臣王鸿绪）
　
　　频年宣室虚对扬，（翰林院侍讲臣高士奇）
　
　　宸篇掞藻烛昊苍。（翰林院侍讲臣郭棻）
　
　　承华毓德成圭璋，（左春坊左谕德臣陈论）
　
　　青宫琪树栖鸾凰。（右春坊右谕德臣朱世熙）
　
　　金舆导从骖云骧，（司经局洗马臣田喜{羽冓}）
　
　　罘罳流影耀璧珰。（通政使司左参议臣赵士麟）
　
　　仁波溟渤同濊汪，（通政使司左参议臣赵之鼎）
　
　　鸾旂乘春零露瀼。（通政司右参议臣张鹏翮）
　
　　爰赓《天保》矢勿忘，（通政使司右参议臣郑重）
　
　　八表同轨来梯航。（大理寺寺丞臣徐诰武）
　
　　云门磬管声喤々，（右春坊右中允臣吴珂鸣）
　
　　泰交天阙开春阳。（左春坊左中允臣李录予）
　
　　惟睿作圣金玉相，（右春坊右中允臣郑开极）
　
　　珥笔何幸日月傍。（左春坊左赞善臣徐乾学）
　
　　瑞逾宝鼎兼芝房，（左春坊左赞善臣郑之谌）
　
　　尧樽夜醉星低昂。（右春坊右赞善臣沈上墉）
　
　　在廷悦豫和宫商，（右春坊右赞善臣王尹方）
　
　　　滥典乐正董上庠。（国子监司业臣刘芳喆）
　
　　治登三五休声飏，（翰林院修撰臣归允肃）
　
　　睿谟典诰同洋洋。（翰林院编修臣王顼龄）
　
　　记神圣功臣职当，（翰林院编修臣曹禾）
　
　　琅函瑶版书焜煌。（翰林院检讨臣潘耒）
　
　　石渠高议芟秕糠，（翰林院检讨臣严绳孙）
　
　　日侍清禁研铅黄。（翰林院编修臣杜讷）
　
　　愿言直节谨自防，（吏科掌印给事中臣王承祖）
　
　　帝心勤民重农桑。（户科掌印给事中臣王曰温）
　
　　具举细目恢弘纲，（礼科掌印给事中臣李迥）
　
　　诞敷文德四国匡。（兵科掌印给事中臣刘沛先）
　
　　嘉禾既殖锄莠稂，（刑科掌印给事中臣姚缔虞）
　
　　屈轶朱草纷两厢。（掌河南道御史臣唐朝彝）
　
　　封章问夜检皂囊，（掌江南道御史臣任玥）
　
　　拟将劲操坚苍筤。（掌浙江道御史臣李见龙）
　
　　朝无阙事联班行，（掌山西道御史臣郭维藩）
　
　　千门燎火宵未央。（掌山东道御史臣孙必振）
　
　　升平高宴迈柏梁。（掌陕西道御史臣卫执蒲）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5 李霨品论王士祯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Fri, 25 Jan 2008 06:04:29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5 本文来自: 玄幻小说网
Tags -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2 姜妙香的绘画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Tue, 22 Jan 2008 04:11:32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2 作者：刘叶秋 金云臻  回忆老北京



姜妙香，本名纹，字慧波，为近代京剧界的小生名宿，有“圣人”之称。因为他知书识字，文质彬彬，而又对人谦和，品德高尚，得到内外行一致的好评，故为上此尊号。先祖寿夫公素嗜京剧，于妙香(以下俱称“姜老”)特别欣赏，与结为忘年之交，来往多年。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姜老是舍间的常客。那时我家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路北(即今晋阳饭庄的西隔壁)。姜老住在西边骡马市大街内的麻线胡同，相距不过现在所说的两站地，姜老总是安步当车的走着来。先祖晚年多病，不能行动。姜老除去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候一次之外，便中经过，也总进大门向看门的老刘打听打听先祖的近况。其笃于故旧之情，始终不衰，是令人感动的。不过那时由于先祖住前院，我住后院，姜老常来舍间，我并不知道。一九三六年夏，我偶然检点家中的画箱，找出几把小团扇，画的有菊花、兰草、梅花、水仙等等，笔墨不俗。上面都是先祖的款，下题“晚姜纹学画”钤着“妙香”或“慧波”二字的阳文小印，原来俱出姜老之手。其中有一把画着牡丹，韵雅色妍。气韵生动，我尤其喜欢。我平日只听过姜老的戏，没见过他的画，也不知姜纹是他。这次发现，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决定也求姜老给我画个扇面，以充实我藏扇的小箧，增加一位著名演员的作品。于是致函姜老，略道仰慕之忱和乞画的意思，表示要去拜访求教。过了没几天，看门的老刘就告诉我：“姜六爷来了，您不在家。他说请您明天上午带着扇面到他那儿去。”我见这么快即有回信，不禁喜出望外，如期往拜。姜老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拉与并坐。十分亲热，先问先祖：“三爷近来怎样，精神可好?”接着说：“咱们一直没见过，今天幸会。您的信写得真好，字好，文也好。我给李四爷看了，我们一起为三爷有您这样一位文孙高兴!”他的举止和谈吐，全很文雅，极似儒生，不怪有“圣人”之称。所说李四爷，指高阳李符曾先生(煜瀛)，为先祖的好友，也和姜老极熟。听了他的夸奖，我自然是惶恐逊谢，于是赶紧拿出扇面，转入正题。姜老看扇上一面已有蒋吕梅先生的行书，表示这得好好画，以免糟蹋了这面字，自己已久不动笔，须要练练再说。可是刚刚入秋，姜老已经画好扇面，叫我去取。画的是两枝红梅，一丛水仙和一棵；灵芝，笔墨比我家的团扇，更显老到。款题“峄莘先生命画，丙子秋日姜妙香”，仍旧盖的是“慧波”两字的朱文印。我看了，非常满意。姜老还问：“您看行吗?我这里另有两个，是先练笔的。还叫我的学生沈曼华替我画了两面试试，我看不行，只好自己招呼了(这里的“招呼”，指的是画画儿)。说着，又从旁边拿过几个扇面给我看，我回答：“您画的好极了!而且不拘好坏，我要的是真迹，不是赝本!”姜老也笑了。可惜当时我只取回原来的一扇，其实我是应该把他练笔之作和曼华画的两面一齐要过来的。
     一九三八年，先祖逝世，姜老屡来哭祭，执绋送殡，挥泪不已。后又送还两本清人的花卉画册给我，说是从前向先祖借看的。我说：“这一点东西，算得了什么，您就留着作纪念吧，何必送还?”姜老答：“是借的就应该还，您收下，您收下。”从此我对姜老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他心地实在，处事不苟，虽小节亦不含糊，令人钦佩!次年，我家老屋易主，移居菜市口西砖胡同，和姜老晤叙遂稀。直到一九五○年，才在天津和他重见。那时他正随梅剧团到津演出，住在劝业场对面的惠中饭店。友人吴小如兄，曾在一次集会上见姜老一面，仍思访问接谈，知我与姜老有旧，就拉我同去中国大戏院后台，找姜老有所请教。随着又和我以及其他两位朋友，共同出资，假地黄家花园金城银行楼上，请姜老吃饭。姜老见了我，握手并坐沙发，亲热一如往昔。谈起京中旧话，彼此都不胜今昔之感!不过，那天小如是想听姜老说戏，再请他唱两段“绝活”，加上饮食酬酢。无暇和我多叙生平。而且当天晚上，他还在中国大戏院有戏，所以饭罢即匆匆分身，各奔前程。一九六○年初，偶于北京西单街头相遇，亦只寒暄数语而别，及十年乱作，姜老自然也大受折磨，身心俱损，至一九七二年冬逝去。老成凋谢，回首惘然，人琴之痛，曷其有极!
     至于姜老的演唱艺术，大家早有口碑，无庸多述。我觉得他对小生这一行当，不仅善于继承，而且大有突破。其为梅兰芳、陆素娟配演《西施》的文种；《凤还巢》的穆居易；(《黛玉葬花》和《俊袭人》的贾宝玉等，体会剧情，表现性格，俱能情理交至，细腻入微，不拘泥于固有的程式。旧时多谓程继先、俞振飞与姜老在小生中的造诣和声望，可谓鼎足而三。以三人都唱的一些戏目而论，确实互有短长，各具特色，难分上下。但姜老的穷生戏，则非程俞所能。如《连升店》的王明芳，姜老演来，已入化境，与剧中人浑然一体，实为绝活。这和他的师承与本身的修养气质，全有关系。姜老的老师和岳父冯蕙林，就是以演穷生著称的。曩时屡观姜老演《连升店》，皆由名丑萧长华饰店主，一台二妙，旗鼓相当，令人叫绝。姜萧分扮《西施》的文种与太宰豁，在送礼一场中，也有极其精彩的“合奏”，略同《连升店》。其演《群英会》的周瑜，雍容潇洒的儒将风度，更为别人所学不来。后起之秀的叶盛兰，于此号称擅长，与姜老比，终觉尚逊一筹。谈到唱工，姜老天赋既佳，功力亦深，一条铁嗓，刚柔相济，既能高唱遏云，亦可委婉入耳；而且字字清晰，尖团分明，念白也极其讲究；这又是压倒余子的优越条件。使他成为小生的全才，冠绝一时。《四郎探母》杨宗保的“扯四门”，腔调新颖，富于变化，即系姜老创造而群起仿效的。在《西施》中文种与太宰噽送礼后的行路一场中，有一段西皮原板，姜老也唱得非常精彩，昔年曾灌有唱片。其“想当年遭不幸家邦尽丧，我君臣身为虏受辱吴江”两句一行腔，总会博得台下的一片热烈彩声。有一次陆素娟在粮食店街的中和戏院演《西施》，姜老照例唱这一段，不知打鼓的怎么回事，竟而起了“倒板”，姜老无可奈何，只好转身向内，把“想当年遭不幸家邦尽丧”一句当倒板唱，这也可算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我还记得姜老唱《黄鹤楼》周瑜出场“水军冲破长江浪”一句散板，在“长”字这里略为停顿，小作回旋，然后以“江浪”二字提高振起，显得抑扬顿挫，十分动听。至今想起，似乎余音绕梁，犹在耳际。
     总之，我认为姜老之值得尊重，首先是品德高尚，性格温雅，待人诚实，办事认真，而且谦和有礼，气质极好。其次是技艺高明，足称大家，但绝不保守。教徒弟，倾囊而赠，毫无保留。谁来问艺，也一样耐心指点，不怕麻烦。对自己的专业造诣，则从不满足，一生俱在精益求精，不断的研究探索之中。即对作为“余事”的绘画，亦致力颇勤，随时向一些老画家如汪蔼士、汤定之、陈师瞥等人请教，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的品德和精神，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现在姜老音容虽杳，而寒斋画扇犹存，当扬仁风以终古也。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1 溥仪出宫与胡适先生令人震惊的反应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Tue, 22 Jan 2008 03:53:05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61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月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胡适“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练当然足够精练，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十七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是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我们当能发现，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五六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月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年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则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信中说：“优待条例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年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俱往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Tags -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59 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及其对林则徐的滋养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Fri, 22 Jun 2007 05:37:28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59 作者：许维勤


林则徐玄孙林崇墉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本备受推重的《林则徐传》。该书对林则徐人格特征和为官作风的概括颇为独到，称“文忠一生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 张其昀为该书作序，更称林则徐为“十九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学者政治家”，“中国文化之人格化”，“允为中国优秀民族性的结晶。”台湾当时正大张旗鼓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故尤重于树立林则徐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格化形象。若抽去当时特定年代的政治色彩，张其昀对林则徐的历史定位是非常精当的。大陆近年的林则徐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于对林则徐人格作传统文化底蕴的揭示。2003年在江苏召开的“林则徐与江苏”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林则徐是中华文化优秀品格的集大成者”的提法颇多共鸣。然而，传统文化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对林则徐产生影响，学术界一直缺乏过细的研究。林崇墉先生在家学、家风的影响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但对林则徐求学的关键时期——鳌峰书院的学养，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80年代以来大陆许多林则徐研究的代表作，如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以及林庆元先生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对林则徐一生思想、品格和政治实践的影响，这一研究视野的拓展，对厘清林则徐思想渊源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行文关系，这些论著也未遑对鳌峰书院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传统展开正面、细致的个案研究。笔者近年收集了一些该书院的专题资料，兹撰为一文，就教于方家，以冀有利于进一步地全面认识林则徐人格、才能的学术渊源和传统文化底蕴。
一
鳌峰书院是一所怎样的书院？查阅多年来有关福建历史文化研究的各种著述，论者大都对鳌峰书院之于福建文化的意义，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有的学者指出“该书院为总揽全省的较完备的书院” ，有的学者注重它是“清代福建学者的讲学中心。”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所教学严格、内容正统的福建最高学府。” 但是，未见有人从全国性的角度认识这所书院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也许是认识的一个盲点。不联系全国大的历史背景和清朝教育文化政策，恐怕很难认识鳌峰书院的独特意义。
鳌峰书院的设立，连缀着殊不寻常的历史背景。
清朝入关，既希望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又惧怕传统观念浓厚的知识分子中间潜藏着排斥的力量，因此，对于宋元明以来知识社会的汇聚载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怀着疑忌心理。顺治帝曾多次诏令禁止士子“结盟订社”，包括创办书院。到雍正四年，胤禛仍借部议不准江西巡抚关于拣选白鹿洞书院掌教之请的机会，御批该项否决“甚是”，并暗指书院“虚张课士之名……藏垢纳污，如释道之聚处寺庙。”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清初书院活动是相当萧条的，而且附属于科举教育，成为官学的补充。至于讲求学术的功能，则明显退化。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全国普设书院，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但鳌峰书院的创立，却是个特例。
首先，它创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早于清朝正式转变书院政策26年；而且，与其它书院之被边缘化迥然不同，鳌峰书院赫然以深厚的官方背景，大张旗鼓地开办。创办人张伯行是福建巡抚，他到任不久就“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牣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 作为一省行政长官，张伯行最大限度地动用了他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为了筹措办学资金，他甚至要求各级官吏捐款。《鳌峰书院志》“详文”中提到：“在昔每年……各官公捐养廉银一千一百余两。”顺治帝曾非常有针对性地斥责地方大员不务实政却热衷于倡办书院的行为，是“沽名邀誉”。尽管康熙帝比较支持文教事业，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它政绩未张，却如此兴师动众集中力量办一所书院，仍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最高当权的默许，张伯行不可能如此放手行事。
其次，鳌峰书院之创办，得到最高当局的格外“恩遇”。《鳌峰书院志》多处提到，该书院创办之初曾得到康熙帝“赐额赐帑”和御赐书籍的殊荣。赐额即康熙五十五年“御书‘三山养秀’四字以额其堂”；赐书，据载有康熙御赐经书八部、《御书孝经法帖》一本、《御书渊鉴斋法帖》十本、《淳化阁法帖》十本 ，乾隆十一年又赐《律书渊源》一部；赐帑，具体数目不明，但“帑”特指国库钱财，可见康熙曾动用国库钱财补助该书院。康熙帝对书院比较宽容，蒙他赐额赐书的书院，全国有十余所 ，但是，从国库拨款给书院，这是极为罕见的，据笔者搜索，似未见更有他例。
再次，鳌峰书院一开始就被明确定位为学术研讨的机构，而且被赋予的尽量扩大影响力——远比一般书院为高——的期望。在此之前，福建已有一所全省性的“共学书院”，鳌峰书院设立后，其地位远远高于共学书院。“会城有两书院，一为共学，一为鳌峰。共学者，课文之书院也；鳌峰者，讲学修书之书院也。” 后来干脆让鳌峰书院兼并了共学书院。为了突出鳌峰书院，张伯行大事“延致各属俊秀”，从全省各地（包括台湾）招集优秀学者和士子，在鳌峰书院讲求学术，刊刻各种书籍和讲义，活跃学术气氛，刻意扩大其聚合和辐射效应。一时间，“十郡士足困膝踠足而至。” 漳浦蔡世远、蓝鼎元、宁化雷鋐、海澄郑亦邹、长汀黎致远、莆田郑文炳、南平余祖训等，都是早期入院讲论和刊书的著名学者。而报考入学的学子，也极为踊跃。在当时书院政策尚不宽松的背景下，能容许一所书院在知识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个特例。
如此看来，鳌峰书院之设，实际上隐现着清朝最高当局的某种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意在何为？以下两点应是解析的关键。
其一，福建曾是南明抗清、郑氏割踞和三藩之乱的基地，当地社会与清朝政权的隔膜自不待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士大夫之东渡者盖八百余人。” 这种来自知识社会的同仇敌忾，让清朝统治者在事后几十年内仍然心有余悸。为收容人心，安顿知识分子实为根本之计。康熙显然有意让闽、广一带知识分子一向热衷的书院这一载体，更多地承载收容、安顿士心的职能。据有的专著统计，康熙朝全国共建书院537所，其中在福建、广东所建最多，共达126所 ，将近占1/4。同时，台湾也正是在康熙朝才建立了最早的8所的书院。这些书院的办学模式，一律移植自福建。据原台湾大学教授张正藩先生研究，“台湾书院所订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由此可见，鳌峰书院是作为体现对闽台广特惠文化政策、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教机构而出现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朝“毂中术”设计的一部分。
其二，鳌峰书院设立之前一两年，正是康熙帝最热衷于理学之时，尤其是推崇朱子理学（又称闽学）。“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 康熙欲重振理学，不但要倚重福建安溪籍理学大师李光地，而且必须依托福建理学故地探求理学正宗。然而，经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和清初兵灾，福建理学传统已显衰微之状，人才凋零。康熙希望福建能重现像南宋一些著名书院那样的机构，将闽学发扬光大起来。
可以作为以上两点分析之佐证的，是康熙帝在遴选福建主官时的精心安排。
张伯行是河南理学家，早年即以办学和推崇程朱理学闻名，康熙帝注意到他时，他只是个道员，但立即被提拔为江苏按察使。仅仅过了一年，康熙帝又“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
这是一例罕见的破格提拔，其用意显然在为福建安排一位重视文教的主官。结果也恰如所愿，张伯行抚闽，最大的政绩就是以创办鳌峰书院为核心的一系列倡学兴教举措。从他创办书院规模务求其大（“广置学舍百二十间”）和资料务求完备（“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来看，这所书院作为最大的理学讲求基地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的。张伯行因这项政绩而继续升迁。他调离福建不久，康熙帝最倚重的理学大师李光地，亲自关照鳌峰书院，“时来相与往复辩论，要皆黜浮华崇实行，以阐发濂洛关闽之旨。” 可见清朝高层对这所书院的重视。
鳌峰书院的特殊待遇，在以后的历朝皇帝任内继续得到体现。雍正十一年转变书院政策后，要求每省在省会确定一所书院作为重点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 ，鳌峰书院无可争议地取得了这一位置。事实上，鳌峰书院所得帑银远不止此数，据《清会典》卷十九所列各省会书院经费清册，一般每所拨给数百至二千余两不等，惟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三百七十三两有奇，钱三百四十千有奇” ，为全国遥遥领先。
乾隆帝继位的第二年，又给鳌峰书院赐帑一千两，并特赐御书“澜清学海”横额。按白新良先生《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所述，乾隆帝给鳌峰书院的赐帑赐额，是他给所有书院同类赐与的首例 。
到了嘉庆四年，由于生员增多，学舍不足，新任闽浙总督玉德、福建巡抚李殿图、布政使白景安、按察使赵三元等地方大员兴师动众，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翻修和扩建。扩建后的鳌峰书院，设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和一个能容纳400人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于“园林之胜”。
19世纪后期，由于传统教育的整体性没落和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鳌峰书院在时代潮流中黯然失色，但它依然是福建地方官府重点扶持的高等学府。直至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废止而被改为近代学堂，鳌峰书院在其存在的198年之间，一直据有福建最高学府的地位。
这些殊遇，揆诸清朝全国所有书院，均无出其右者。历史上有名的白鹿洞、岳麓等书院，均已辉煌不再；江浙一带虽有不少学术上很有影响的书院，但以学运长久和政治荣耀而言，也没有超过鳌峰书院的。因此，鳌峰书院应为清朝东南地区的第一学府，甚或是整个清朝首席书院。在嘉庆初年为纪其盛而修的《鳌峰书院志》之中，当事者就志满意得地宣称：该书院“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亦罕俪矣。”
二
清朝中枢对鳌峰书院的特惠，是出于对它在理学建树上有所期待，因此，鳌峰书院的学术积累，也就离不开朱子理学这条主线。但鳌峰书院历代相沿的学术精华，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其治学精神。
从创办初期到嘉庆年间的100年左右，鳌峰书院经历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该书院至少有三次发展的高潮。这三次高潮与全国学术风气变幻息息相关，但并未随全国学风的转换而摇摆，而是以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为内在品格，积极吸收各个时代的学术精华，完成自己特有的学术积累。
一，创院诸公注重人格养成和对学、行并重学风的营造。
清初理学之重扬，有鉴于明朝中叶以来王阳明心学之空疏和诞妄。但理学之所以遭到心学冲击，实亦由于其末流之空谈义理。如何重新发扬光大理学的根本精神？张伯行的主张是，抛开末流，回到程朱文本，实心讲求，轻阐发重践履。他认为“入圣门庭”就在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之中，而“千圣之学括于一敬” ，非主敬无以穷理。所以他效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把“居敬穷理”作为诸生圭臬。他所精心挑选的书院首任山长蔡璧，是个有着3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育专家，闽学造诣精深，教学上主张“以器识为先”，“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 这些主张与张伯行的办学思想相表里，从一开始就为鳌峰书院奠定了以人格养成为基、学与行高度统一的学风基础。
蔡璧的儿子蔡世远，早年随父在鳌峰书院协助校刊典籍，中试后曾在京参与李光地编篡《性理精义》，受到李光地赏识。蔡璧去世后，李光地举荐世远为鳌峰继任山长。康熙五十六年春，李光地回闽南省亲路过福州，蔡世远率诸生邀请这位大师到鳌峰讲学。李光地的讲学轰动整个省城，听者上千人，事后讲学内容被编为《鳌峰讲义》，对书院发展产生了恒久影响。李光地的学术主张，他自己概括为“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三个方面。他认为朱子论学要旨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躬行，“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 而一切学术的归宿，在于“实”，也就是“周当世之务”，所以，为学贵在“身体力行，见诸行事” ，力戒空疏。从实用出发，经典而外，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无不当在学习之列。
这种“身体力行，见诸行事”的学术路线，得到蔡世远的忠实贯彻。蔡世远“好语经济”，学主“经世致用”。年富力强的他，以振兴书院为己任，并自信鳌峰书院的影响将“下关风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于一方一时，远者功及于天下后世。” 因此，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立定远大志向而读书。在一封《答鳌峰书院诸生》书中，他教导学生“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不要满足于讲论性理和研习时文，“不侫所望者，非徒得巍科膺显秩而已也。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贤圣饬廉隅，循循不息以振道南之绪而已。”
李光地、蔡世远的讲倡，使鳌峰书院突出人格养成，学、行并重的学风更加丰满，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对闽学实践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是清朝前期有识之士承鼎革之后，反思两宋以来心性义理之学得失的成果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引起福建知识社会的强烈共鸣。经蔡世远“一番心血”苦心经营，鳌峰书院“人文之盛见称于东南” ，出现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孟超然维护闽学正统的努力和鳌峰书院对汉学精华的兼容。
从康熙末到乾隆初，朱子理学一直受到学界追捧，鳌峰书院创院诸公所缔造的学术传统，也一直被奉行不辍。但到乾隆中期以后，宋明理学受到汉学的强劲冲击，在这种情景之下，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理学名臣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朋党之争，令乾隆帝反感道学家的伪善，兴趣转向经史词章；加上“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令学者纷纷逃避于故纸堆。一时间，学术界“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梁启超语），以考据训诂见长的经史学者受到重用，而理学家受到冷遇，经世学派更是噤若寒蝉。连科举考试也在导向做“考异集览”的功夫。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以讲明理学为宗旨的书院，纷纷转而研经治史、博习词章。一批著名经史学者被派往或聘请到各地有影响的书院主讲。鳌峰书院也曾由长于经史的学者沈廷芳任山长。
然而，鳌峰书院并未出现被导向新的学术路线的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孟超然维护闽学正统的努力。孟超然于乾隆三十八年主讲鳌峰，面对考据之风的冲击，孟超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吾儒学向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坠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 他要求学生“解弃一切束缚，励以诚”。他自己以身作则，躬践力行，极得学生爱戴。在他的努力下，书院“人人自奋于学，材俊辈作，记者谓不啻世远主讲时也。” 带来了书院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不过，在汉学“如日中天”的压力下，鳌峰书院不可能不受影响。继孟超然之后，另一经史学者张甄陶主讲鳌峰，开始提倡汉学。史载：“乾隆庚子以后，闽士知讲汉唐注疏之学，虽由大兴学士朱筠、太傅珪昆弟相继视学提倡风尚，然其端发于甄陶。” 可见，张甄陶是将汉学引入闽中的第一人。朱筠、朱珪担任福建学政期间力崇汉学，曾引起一些学者跟风“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 但张甄陶在鳌峰书院所提倡汉学，并未以排击理学为能事。相反，他“言学以宗朱子而博综旁通，不为苟同。” 实际上是以闽学去统领汉学，以汉学之实证和严谨来补闽学末流之空疏，究其实质，依然是“明体达用”的学术路线。正因如此，以维护鳌峰学统为己任的孟超然，给了张甄陶以极高的评价：“先生学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体达用为归，以济人利物为效；淹洽似王深宁而切于世务，忼慷似陈同甫根极理要。虽不究其用而卓然必传于后。”
孟超然的评价说明，鳌峰书院在乾嘉汉学的冲击下，并未迷失自己的学术方向而陷入繁琐考据的泥淖，相反，它再一次以闽学的实践理性，兼容了汉学严于求证和广闻博采的学术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在当时的全国学术生态之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成为它后来在全国沉闷的学术气氛中，能够率先揭出经世致用旗号的学理基础。
三，郑光策以“经邦济世”主张，开拓书院发展新局面。
孟超然认为抛开义理而一味埋头于考据有“坠于小人之归”危险的观点，是极富于远见的。事实证明，乾嘉学风最终造成了实干人才的奇缺。有人批评当时的学术是“术愈精而人愈无用”，表面上人才济济，实际上“求所谓体用兼具，学问经济上不负国，下不负民者，果何人哉？” 到了嘉道年间，社会矛盾的激化呼唤着经世致用学风的复萌。在这种情况下，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更加焕发出光采。
学术界在评论晚清经世致用思想浪潮时，往往突出龚自珍慷慨激昂的言论对冲破乾嘉考据学沉闷学风的作用。为人熟知的一句评语就是张维屏所说的“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 但约先于龚自珍之前的三、四十年，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早已在鳌峰书院悄然复活，并且被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
嘉庆初，郑光策主讲鳌峰。他发扬蔡世远、孟超然等人的经世理念，继续抨击繁琐考据的学风是“气习污下，奔竞卑鄙。” 其得意门生梁章钜也讽刺说：“今之墨守汉学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残守阙，远征冥搜……汉博士之书驴卷，三纸尚未见驴字。” 与之相对立，郑光策鲜明地主张为学要“讲明修己治人之术，经邦济世之方。” 他决心以鳌峰书院的讲席为基地，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不良风气。
郑光策强调，欲求取“经邦济世”之学，首先要立定远大志向，“志定而后教有所施” ；而为学宗旨，贵在“明体达用”，因此，求知不受教条之限，“凡经世有用之书，必当渐知讲求。” 郑光策还强调，求学要有“不已”的进取精神，他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 只有通过学习不断进取，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郑光策对书院的教学制度进行了改革，“一课制举义，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毋汩时艺。” 也就是把讲求实用之学，提高到与应试并重的地位，避免学生因埋头于做八股文而泯灭创造力。
郑光策所希望学生致力的“经史之学”，不是指那种耕经耨史的考据功夫，而是通经融史，明体达用。“明体达用”是郑光策对经世致用的另一种表达，明体就是穷理致知，达用就是学以致用。这一理念实际上包涵了汉宋兼容，而旨归于“用”的意义，与鸦片战争后一些洋务官员的思想有许多暗合之处。这也就是说，郑光策的学术主张，在当时具有相当超前的意义。据《闽县乡土志》儒林传记载，自郑光策主讲鳌峰书院，“欲学者力经史之学，以期实用，士习丕变焉。”这里所说的“士习丕变”，也就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把鳌峰书院推向发展的第三波高峰，而且对福建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近代福建多开明之士，人物之盛，世所瞩目，应该说与这所东南第一学府的学术企向有极深的关系。
综上所述，鳌峰书院从创院到嘉庆年间，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其间虽因全国学术风气的变幻和主院人理念的不同而出现过一些波动，但书院每一次兴旺，必是对其固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条百余年一脉相承的鲜明学统。福建学政叶绍本在《鳌峰书院志》的序言中，用“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体达用之学”来概括鳌峰书院的办学理念，这一概括也是对该书院百年学统的认定。这一学统，以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为主线，以人格养成为重点，以明体达用为旨归，积淀了明末清初以来经世派学以致用和汉学家求真务实的学术精华，将知与行、学与用融为一体，体现了近代科学教育思想引进之前，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所达到的一种新境界。
三
郑光策“明体达用”的教学理念，为鳌峰书院开创了发展的第三波高峰。就是在这一波高峰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吸纳了鳌峰书院学术精华的一个优秀人才集群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一人才集群的产生，不仅仅是某任山长的个人之力所赐，而且是鳌峰书院一脉相承的百年学统的结晶。
早在创院初期，蔡世远对书院培养人才就有过很高的期望。他在给闽浙总督满保的信中说：“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书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与长善而救失，虽其后未必悉底于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 蔡世远还特别说明，他所指的一二人、二三人，不是一般人才，而是指汉董仲舒、贾谊，唐韩愈、陆贽，宋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流人物。他认为当世并非没有此等人物，只是“隐而不见”或“陶而未成”。今蒙朝廷对书院如此重视，“此间定有应运而出者。” 这毋宁是对鳌峰书院培养人才的一个预言。蔡世远虽未在有生之年培养出此等人才，但在鳌峰创院约一百年之后，这一预言成了现实，恰恰暗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
经过百年学术积累，到嘉庆初，鳌峰书院的确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的黄金时期。当时书院读书风气空前浓厚，全省各地（包括台湾）前来求学的学生人满为患，乃至三、四人共住一室。受命筹措鳌峰书院扩建事宜的福建粮驿道赵三元描写道，当时院内连池边的“鉴亭”里都挤满了读书的生童，而临池的一座废阁上，住满了人，“溽暑冱寒，苦甚” 。书院无论是生员质量还是教学质量，都达到了顶峰，每届乡试，中举人数都在三、四十名左右，嘉庆三年戊午科中举多达50名；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极为可观，嘉庆丙辰科考中5名，已未科考中9名，辛酉科考中15名，壬戌科考中11名，乙丑科考中5名。区区一所书院有此成就，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人才未能突破科举进身的窠臼，但是，这并不掩盖他们的才能出类拔萃的事实。鳌峰书院的学子，在当时的福建地方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是时，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名公卿，次亦化其乡人。盖乡亲见其为大府所礼重，一旦奉其言语书籍归来，外艳内愧，辗转仿效，人有恐未免，乡人可为尧舜之奋，盖士习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学化人如此。” 研究福建地方史的学者不难发现，清代福建许多地方文献和文教机构，都离不开鳌峰学子之功。《鳌峰书院志》列有举人以上名单870余人，除了游宦或游幕外地者，大多数都成为其籍贯地的文化干才。其中不少人还不畏艰险，到当时正在开发中的台湾谋职，截止嘉庆九年，有确切名姓担任台湾各地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他们对台湾早期的文教事业，具有开辟之功。
至于所谓“醇茂敏达出为公卿”的“上者”，以及在其他领域具有突出成就者，也不不胜枚举。截止1805年，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54人，博学鸿词科9人。其中除了高官要爵，不少人在文学、史学、经学、刑法、天文、地理、兵法、河渠、水利、农桑、音韵、乐理等方面具有杰出才能。而就读于乾、嘉年间，活跃于嘉、道时期的鳌峰学子最引人注目。他们中有官至总督、刑部尚书，精于刑律，民间传为包拯式人物的陈若霖；著名学者、被梁启超称为“今文学之初期”的“研究今文遗说者”陈寿祺；“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与龚自珍齐名、“天才奇逸”的诗人张际亮；为官清廉的工部尚书、曾国藩导师廖鸿荃；以及林则徐等。他们都有以经世为己任，注重人格修养，长于实干的共性。而林则徐，正属于蔡世远所说的“应运而出”的历史巨人。
林则徐进鳌峰书院的时间是嘉庆三年。当时林则徐14岁，刚考中秀才，此后直到20岁考中举人，前后共在鳌峰求学7年。正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期的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得到怎样的教益呢？林则徐早年有一些读书札记，后来被整理成《云左山房杂录》（现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他在鳌峰书院读书及修为的情况；林则徐出仕后，又长期与鳌峰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他们当初求学的共同志尚。
从《云左山房杂录》来看，林则徐求学期间阅读范围相当广泛，有儒家经典以及宋明理学名著，也有前秦诸子百家著作和《史记》、《汉书》等史籍，还有历代诗文、笔记、碑帖、医书甚至佛经。其中林则徐随手记下或摘录的一些警句，既反映出林则徐读书心得、个人修为和宏伟器识，也是鳌峰书院学术环境对林则徐产生影响的痕迹。比如，他写道：“岂为功名始读书。”这恰恰是鳌峰书院历代掌教教人“以器识为先”、“以立志为始”、“不必以举业为汲汲”理念的反映；他还写道：“世尽思居奇之居，人竞为染指之望，徇私吹索，借端凌践”，“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习相沿，谓之名实兼收。”反映出鳌峰书院注重品德修养和林则徐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他又写道：“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刘勰语），“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这些警句，无不反映出鳌峰书院“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礼达用之学”的学术宗旨。这些教益，令林则徐终生受用。出仕后，他一直保持旺盛的读书和研习有用之学的欲望。在翰林院期间，不少同僚都忙于交游应酬，而他却与同省莆田人郭尚先“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 又利用翰林院丰富的史籍和典藏，研究先贤名宦的治水经验；后来历官十四省，又始终保持勤政、廉洁的作风。这些，究其渊源，无不与鳌峰书院的学养修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时，掌教正是郑光策。林则徐对他很尊敬。郑的女婿梁章钜也是同时期鳌峰诸生。林、梁二人意气相投，后来在仕宦生涯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以究心实务、谈文论诗相砥砺。梁章钜有诗：“论文集衙斋，待漏趋紫宸；古谊各敦励，里言多苦辛。” 就是说的他们同为京官时的交往。道光十五年，梁章钜为编辑尊翁遗集，以郑光策《抱膝图》示林，林则徐“熏香瞻拜，不禁泪涔涔下也。”并作诗曰：“遗影追寻立雪前，春风书带正翩翩。谁知稷下闻琴泪，已兆隆中抱膝年。座有心香余泽在，集题脚气几人传。韩门李汉编文后，忆否桐枝瘦可怜。” 表达了对先师深厚的感情和对鳌峰求学时代的怀念。
林则徐所敬仰的另一位鳌峰学者，是陈寿祺。陈寿祺既是鳌峰书院的学生，又在道光年间担任鳌峰书院山长，学识淹博，尤其留心时务。他对林则徐寄托着极高的期望。道光二年林则徐进京受命，陈寿祺赋诗送行，中有“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之语，还希望林则徐能效李光地：“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觑欷。” 为此，林则徐写了《答陈恭甫前辈》诗，感谢陈寿祺的推许和鼓励，说自己“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他还在诗中痛斥那些庸官、贪官，认为为官之道“要在持守固，庶几恻隐存。知人仰圣哲，弊吏扶元元。举错惬舆论，激浊澄其源。侧闻官方叙，驯致民物蕃。”并表示自己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 ，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后来，林则徐在通信中，经常将自己的施政举措和为难之处向陈寿祺陈述，有些不便公开的想法也私下跟陈寿祺交流。比如，他关于让黄河改道的重要治水思想，就是在给陈寿祺的信中表露的。这些都表明，林则徐虽身在官场，仍对昔日师长的教益，非常看重。
总之，鳌峰书院这所百年学府浑厚的学术传统，对林则徐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在人格上，他从朱子理学的“居敬穷理”而登达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境，养成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宏大器识和端凝厚重的品行。在学识上，广泛的涉猎养成了他深厚的学术根柢，使他在政治实践中游刃有余，运用自如。在价值观上，“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更使他具备了一双开放的慧眼，这是他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基础。林则徐在鳌峰修业7年，离开之际，他已是蓄势待发的“神驹”，师友和家乡父老无不深信他前程的远大。同乡理学家林芳春一再地赞扬他：“陈恭甫、梁紫林（芷邻）乃福州之宝贝，继此其元抚（林则徐字）乎？”“甲子榜一个林则徐竟是福州一活宝。”“林元抚诸般都会，真是活宝，定为出色翰林。”“同乡若陈恭甫、梁芷邻、林石麟（林则徐又字）俱可望。” 汀漳龙道百龄初识林则徐，即“目为大器”。不久，林则徐入张师诚幕，也被这位以精干著称的封疆大吏诧为“奇才”，认为他将来功业必在自己之上。林则徐后来果然以无可辩驳的实绩，验证了这些人的预见；而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实干才能，则是对鳌峰书院学术传统的最好诠释。
四
鳌峰书院以讲学机构而辉煌百余年，却并不以产生什么学派著称，而是以作育人才而引人瞩目。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林则徐被视为经世致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并不以经世致用理论，而主要是以实践得到确认的现象，有着内在的一致。这种现象可以有多种解读，但笔者认为，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应是解剖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一种冷静、理智、平和而非迷狂、神秘、极端地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它导向对事物“理”的认知。但是，当“理”的探求遇到不可知或不可达的境界，它又转为“存而不论”的现实主义态度，注重从实践中妥善地去处理它，而不刻意去作纯粹的思辩、抽象或陷入宗教式的迷狂。同时，实践理性又意味着服务于实践的理性，也就是说，“理”的探求，最终必须回到实践才有意义，“格物致知”终归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即物穷理”过程中，“躬践力行”至关重要；为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明体达用”。
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子理学兴起后，则融入了闽人务实、崇本的价值观念，在世代传承中，甚至化为了福建学人的价值坐标。李光地在论闽人独尊朱子理学时说：“时则姚江之学大行于东南，而闽士莫之遵，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 道光年间主讲鳌峰书院的陈寿祺也说：“榕坛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导朱子之道脉而独溯宗傅。” 思辩色彩过于浓厚的王阳明心学，和逃避现实的乾嘉汉学，在福建找不到市场，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而闽学传统从宋至清，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其义理之阐发众说纷纭，到头来也没有哪一派特别具有生命力和权威性；唯有“居敬穷理，明体达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最终成为福建“正学”的最高准则。质而言之，鳌峰书院的百年学统，正是在这一准则之下对闽学传统的演绎，所以，它没有导向以学理的阐发而产生学术流派，而是导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同样，在这样的价值氛围中走出的林则徐，也主要是以“立德”、“立功”的政治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而非以“立言”来表达“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这正是实践理性精神的内在品格。
 蔡清：《蔡文庄公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沈瑜庆、陈衍编纂：《福建通志》，列传卷六，陈寿祺。
Tags - ]]>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5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coinlish <econl@vip.sina.com> 亦文亦史 Wed, 25 Apr 2007 09:32:51 +0000 http://blog.coinlish.org/read.php?150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拒绝。当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后，蒋又在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到蒋介石所住的临潼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这样，就逼得张、杨感到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向西安进攻。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在17日到达西安。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该怎样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并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欢迎的前途。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欢迎的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共中央电、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3页）。  

第二天，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也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现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沦、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向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提出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不仅有国民党内一贯坚持革命立场的宋庆龄、何香凝和从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明确主张抗日的冯玉祥等，还包括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钧等，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5月，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接着，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7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是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已经实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欢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张皇失措，灰心丧气，甚至向反动势力屈服。国内外敌人曾认定中国共产党要彻底失败。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始终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沉着应付，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是来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站在—起，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原则。那种脱离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者只凭主观愿望和热情而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左”倾错误而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这种错误，因而能够在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方针保持土地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成果，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Tags - ]]>